阅读提示：李谷一回忆说，“中央有个战地工厂在中科院做报告说台湾有个邓丽君，大陆有个‘李丽君’。”一夜之间，李谷一就成了大陆的黄色歌女，歌曲磁带被封杀。

2012年3月11日晚，北京，李谷一从艺50年演唱会。 京华时报-东方IC

　　1980

　　李谷一 那年流行“黄色歌曲”

　　这么大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让我一首歌就给唱垮了呢？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陈琛 李鹏

　　落座对面的这位女士，现已年过六旬。最著名的晚会歌手之一，一次次浮现水面，所有的风光都有迹可寻。20世纪下半叶，“妹妹找哥泪花流”，曾经揉碎了多少中国人多情的心。正式走下舞台后，她的记忆里搜寻到的并不全是轰轰烈烈的掌声与灯光，也有沧桑磨砺后的一声叹息：我是艺人中最不幸运的一个。

　　她几乎在所有的中央领导前引吭高歌过，也背着背包下到农村、矿山、前线去演出过。无论是给什么人演出，她都心存感激，一视同仁。最令她震撼的，是多年前在老山前线演了200场。“在刚落完炸弹的最前沿，那些敢死队的小战士，头发都剃光了，很快就要上前线了……”她至今难以释怀。

　　“一级演员”李谷一，在台上雍容华贵，挺拔丰润，可是在台下，却是寻常家的女人，脂粉全无，瘦，个子也不高，偏偏是管家的好手。“家里的装修，全是她一人管的。”她家的那口子说，“家里谁生个病，她亲自给注射针剂。”她这样打点着里里外外，台上的妆，有时是自己化的，演出的礼服，也是自己挑的。

　　“别人旁敲侧击，我则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她快言快语、爱憎分明。“超女嘛，地方台搞超女是可以，但你中央台去搞这个名堂？要注意国家形象啦！”

　　采访过程中她会唱上两嗓子，兴致来了，还走走台步，一招一式都有舞台感。整个过程她的先生都坐在一旁陪着，时不时帮妻子说上几句。当记者说“请肖先生谈一下对李谷一的感觉”，他赶紧摆手，“我不谈，我补充。”李谷一似笑非笑地斜了他一眼，“所以俗话说，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都有一个好男人。”

　　令我们意外的，是她竟然还学会了QQ聊天，而对方并不知道她是李谷一！“听到那些20多岁的女孩子骂的痞话，好可怕，好像女孩子不骂痞话就不时髦了似的。”她也了解什么是博客，关注网络上新近发生的有争议的事件。

　　这位当年的中国轻音乐团团长，其实并不是一个保守派。一个简单的例子，20年前，一个“很朴实很执着很可爱的”小伙子带着吉他在煤矿学院的礼堂上聒噪，才唱到第二首，礼堂里的150个局级干部就表示，如果该小伙不消失，他们将一起退场。

　　李谷一团长赶紧上台“息事宁人”，“艺术流派是多样性的，刚才演出的是摇滚，也是轻音乐里一门独特的艺术。暂时欣赏不了，时间长了肯定就能欣赏了。”

　　该愣头青小伙就是崔健——后来的中国摇滚教父。

　　“黄色歌女”

　　台湾有个邓丽君 大陆有个“李丽君”

　　1976年，李谷一为电影《南海长城》配唱主题曲《永远不能忘》。得缘于为电影配唱插曲的大量实践，她发明了一种“应景”的“气声”演绎方式。

　　“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就是这首气声唱法处女作《乡恋》，在1980年一经李谷一唱出便风靡大江南北。谁会想到，歌唱者要经受暴风骤雨般的批判。

　　谷建芬回忆说， “王酩写了《小花》，李谷一唱了《乡恋》，都被点名批评。当时团中央搞了一个‘15首歌’评选，《乡恋》得15万张票。有人说，这15万张都是流氓投票，这是流氓喜欢的歌。”

　　李谷一回忆说，“中央有个战地工厂在中科院做报告说台湾有个邓丽君，大陆有个‘李丽君’。”一夜之间，李谷一就成了大陆的黄色歌女，歌曲磁带被封杀。

　　“说什么靡靡之音、黄色之音、亡国之音、亡党之音——太过分了！当时我想，这么大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让我一首歌就给唱垮了呢？”一切始料未及，她委屈得无以复加。“想想唱过的歌，都是歌唱祖国歌唱解放军的，《乡恋》也是思乡曲，一首爱情歌曲都没有。我觉得我是最革命的。”

　　她决定找个机会让领导来评理。听说邓小平同志要来参加她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唱会，她就想把这首歌唱给小平同志听，让他评评理：这首歌到底是不是反动的、黄色的？结果演唱那天，小平同志没有来，中央乐团的领导却下了逐客令，“如果你以后还这样，就请到适合你的地方去唱”。

　　“严格地说，20世纪80年代初，李谷一、朱逢博、苏小明和程琳都承担着社会批评。虽然邓丽君、刘文正等人的歌曲正在席卷内地，但流行歌曲仍然不是社会音乐文化的主流。当时最走红的词曲作家是王酩、王立平、谷建芬、张丕基等人，音乐上更多的还是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抒情群众歌曲传统的继续和拓展，虽然歌词上增强了抒情性，但手法上基本也还是延续了从田汉到乔羽的传统，歌颂祖国、民族、时代和劳动的题材占了极大部分。”这是当时《中华读书报》上的一段评论。

　　“开创一代歌风，就开不起来。有不理解的，也有妒忌的，有带一些成见的，还有一些学术派的，对民族的唱法不感兴趣的，要压制民族的唱法；最主要的是意识形态上的。那种‘左’的东西，往往来自上层。越压制，群众越支持，我越遭罪，不管大小演出，咬着牙就得去，家里一切不管，孩子摔断了胳膊，老头在家发高烧，都不能管了，如同上前线。”

　　回想担当“李丽君”的日子，李谷一仍心有余悸。“背着包袱唱了四年。只要你自己倒下去，就完蛋了。”“一首歌都不能唱坏，关心的人在盯着你，抓你问题的人也在盯着你”，紧张到夜夜失眠，濒临崩溃。唱歌过于疲惫，声带出血，中央乐团的随团大夫每天给她打八针。一天两场，一场12首歌，从湖北唱到广西，四十多天演了七十多场。

　　“牛吃草挤的是奶，我草都没得吃——你们还批判我？”

　　批判归批判，《乡恋》还得唱。“为什么？群众点名要唱！”在上海和南京演出结束后，所有观众起立鼓掌；“在上海体育馆绕场几周，致谢”，她热泪盈眶；连续一年多，每天能收到歌迷来信100多封，“后来我扛着两麻袋信回来了”。他们当中有人已是省一级干部，还珍藏着李谷一当年的回信；得知月薪43元的她没钱买磁带学习，战士、学生、四五岁的孩子都寄钱给她，有5元的，也有几分的。“80年代的人太不一样了，充满亲情、无私，没有利益争夺。”

　　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观众热线高密度点播禁曲《乡恋》，广播电视系统的领导吴冷西部长，只得冒着风险，咬牙同意李谷一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这首“黄色歌曲”。《乡恋》终于在春节晚会得以“正名”，被喻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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