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时的美国文艺青年都往巴黎跑?

2016年04月25日 14:42 新浪女性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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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美国文艺青年都成群结队的往巴黎跑?上个世纪的美国人还有一个巴黎可去,现在的我们呢,大概就只能去大理和丽江了。 

  夏天的时候,住在美国洛杉矶的女友来法国度假,坐在花园大松树的绿荫下我们讨论着她肚子里孩子的名字。我说叫lichee吧,荔枝,多汁而甜美的水果,外表带着刺,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名字,女友也说喜欢。过了些日子,女孩在美国出生了,女友带来信,这孩子最后叫了Paris

  Paris, 和那个著名的酒店继承人一样的名字。我有些失望,转念一想,也难怪的,不管过去和现在,美国人对巴黎的那份情结,始终是剪不断理还乱的

  1820年,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我仍迫切见见欧洲的伟人,因我读过许多哲人的著作,得知,一切动物在美洲都要蜕化变质,人亦不例外。因此我想,欧洲伟人一定比美国伟人高明,正如阿尔卑斯山的顶峰比哈得逊河的高低巍峨一般。

  这样的盛赞,十九世纪的巴黎是当得起的。十九世纪的巴黎,有着最美的时光,说它是世界的文化艺术中心,一点也不过分。世界各国的文艺青年潮水般向那里涌去,他们挤在巴黎狭窄的街头,坐在那些散落各处的咖啡馆中。美国诗人哈特.克兰在他的《一张1929年的巴黎明信片》里说:宴会,晚餐,诗人,怪诞富豪,翻译,龙虾,苦艾酒,音乐,漫步,牡蛎,雪梨酒,阿斯匹灵,丹青,女同性恋,编辑,书籍,水手。光怪陆离,妙极了。

  巴黎的邦那帕街上的玛丽咖啡馆(café de la Mairie),是间看上去和普通的咖啡馆没什么不同的咖啡馆,但它却是所有的美国人到巴黎都渴望去一坐的地方。这里曾是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和爱尔兰作家贝克特喜欢的咖啡馆, 他们坐在那里吃早餐,看门外的圣舒卑斯广场和白色的圣舒卑斯教堂,高大的法国栗子树在夏天给广场投下深重的绿荫。这些说着英语的美国人从新大陆乘船越过大海来到这里,他们的身后,是保守的以清教徒价值观为主流的国家,他们的眼前却是传统不断被挑战,处处涌动着新思潮的花都,立体主义绘画,无调音乐,本质主义写作,乱哄哄的在这个城市的咖啡厅里被人不断地提出,如同思想暴动。

  仔细的研究这些美国人到巴黎的年龄,海明威只有22岁,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都不到30岁,正是迷乱,躁动的年纪。他们有共同的特质,英俊,荷尔蒙旺盛,野心勃勃。

  福克纳在巴黎只停留了短暂的时间,就很快回到美国的老家去了。他像一个乡下小子站在艳丽的都市少妇面前一样,被自尊和自卑的此起彼伏折磨坏了。

海明威海明威

  “看到和吉米同龄的小男孩、小女孩们口里吐出一串串法语,真让你自愧所受教育水平太低……来欧洲旅游的美国人糟糕透了。你能想象进入陌生人的家,往人家地上吐痰吗?美国人在这里的表现正是如此。”

  1925年8月30日,在给母亲的信里福克纳这样说。他来自密西西比的辽阔乡村,巴黎咖啡厅里的高谈阔论和烟雾缭绕吸引着他也窒息了他。有一张福克纳那时的照片, 蓄着小胡子,帅气却带有乡下小子的木纳和倔强。巴黎终于让他厌倦,他要的文字是有强壮筋骨表面毛躁却内含张力的,在精致的巴黎他耍打不开。“我不是文人,我是个农民”,直到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也仍然这样说。不知道他说这话时是不是会想起巴黎? 在海明威和巴黎的艺术界混得火热的时候,他却始终是个局外人,曾经远远的看过一眼乔伊斯,自己是个无名的小作者,也没勇气上去打招呼。

  福克纳的背影从巴黎消失了,一个英俊的大块头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巴黎艺术圈的中心,特别是格特鲁德.斯泰因在花园街27号的家里。和福克纳不一样,欲望和野心强盛的海明威,即使在饿着肚子坐在咖啡厅里的时候,也不忘对自己说“整个巴黎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 他可不是甘于远远地向乔伊斯致敬的主,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拳击场上有坚硬的拳头,巴黎充满刺激的生活正是海明威要的。他到巴黎的第一天,就开着大卡车直接去撞开了毕加索的大门。

  1906年的时候,身躯硕大衣着朴实怪异的斯坦因已经是被公认的20世界先锋艺术的皇后了。 她家里的小画室里挂满了画,有马蒂斯的,毕加索的,雷诺阿的,塞尚的......刚到巴黎半年的海明威拿着从美国带来的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推荐信走进 了斯坦因的沙龙。那时候的海明威还没有后来著名的那把大胡子,还没有成为精神偶像般的硬汉。斯坦因面前的这个青年有着好莱坞明星一般清朗的面容,会说好几 国语言,甚至包括巴黎街头的一些俚语。由于两个人之间巨大的年龄差别,海明威像个教养好的少年面对母亲一样,以谦卑和尊敬的态度听着这位“皇后“对他的教 诲。包括他的第一任夫人时髦的哈德利,也不得不听着斯坦因关于朴素的指导,例如买衣服要图结实耐穿,不用考虑样式,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收集艺术品了。

毕加索为斯坦因画的像毕加索为斯坦因画的像

  22岁的海明威虽然并不知道自己这一生会结四次婚,和无数的情人厮混,但有一点是他血液里注定的,那就是他在《有的和没有的》中写道的那样:“你对一个男人越好,你越是向他表示你的爱,他会越快地摆脱你。” 海明威和女人的关系,是以欲望和激情为主的,一旦他失去了对一个女人的欲望,这个女人就会像书页一样地被他翻过去。其实他对自己也是同样苛刻,当他到了老 年觉得自己的欲望和创造力开始衰竭的时侯,他毫不犹豫地用一只双筒猎枪将自己也翻过了。而斯泰因是不同的。在最初的和斯泰因的亲密的师徒般的友情中,海明 威一直是那个勤勉谦逊的好学生,除了斯泰因在文学上的帮助推进和她家的紫李子甜酒可以让人忘记巴黎冬天的寒冷外,她是一个女同性恋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 个眼神严厉的女人,是喜欢在人前炫耀自己的权威的,海明威的俊美和恭顺,无疑得到了斯泰因的欢心,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又和性无关,斯泰因真心给予了他许多 指导和帮助。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写了这样一段:
  
我就对妻子说,“你知道,不管怎么说,格特鲁德是个好人。”
“当然,塔迪。”
“可有时她确实会说一堆大废话。”
“我可从没听她讲过,”我的妻子说。“我是做妻子的。跟我说话的是她那个同伴。”

  1925年,在巴黎蒙帕纳斯的丁香园咖啡馆里,海明威写出了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批美国青年流落欧洲的生活。他为这本书的题词正是斯泰因无意间送给他的一句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出名后,和斯泰因打了一场口水战并导致了友情的最后终结,尽管如此,“迷惘的一代”的这个标签,却是给海明威们永远地贴上了。

  我刚到巴黎的时候,就缠着先生带我去看夜晚的布洛涅森林。它在巴黎的西郊,过去是国王的狩猎场,现在白天是人们郊游的地方,晚上却是一个情色世界。即使是在 冬天,路边招徕生意的男女裹着的大衣里也是一丝不挂,汽车慢慢的驶过时,他们在车灯里敞开怀,露出胸乳和生殖器。男女异装,带着廉价的首饰,夸张的妆容。 我是在那个时候突然想起了亨利米勒和那本被他称之为“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的《北回归线》。和布洛涅一样,那是另一个巴黎,气味浑浊,放荡,乱性而肮脏

  1930年亨利米勒到达巴黎的时候, 是个不得意的四十岁的写作者。这个裁缝铺家庭出来的男人几乎是被做舞女的妻子琼逼到巴黎来的。他在美国的生活是贫穷的,不得不靠琼做舞女的收入来生活,不 得不忍受琼的双性恋。 然而,巴黎也并没有给他打开一扇光明的大门。巴黎的十年中,许多时候亨利.米勒混迹在最底层的生活中,忍住饥饿游荡在街头。他的周围,不是巴黎高雅的文化 圈,而是充满臭气,酒精,妓女,颓废而无序的社会,形形色色的在黑暗中挣扎的人

  从亨利米勒自己的文字和别人关于他的回忆中,我都没有看到他曾经进入过这个浮华都市的文艺圈。斯泰因沙龙长长的名单里,我没看到亨利米勒的名字。这个厚嘴 唇 总是带着顶礼帽的男人,让我想起中国现代艺术家毛焰的一幅肖像画《我的诗人》, 我自以为是的觉得亨利米勒和那画上的韩东有相近的气质:敏感,分裂,不安和被迫害的神经质。1933年7月,米勒在写给女知音阿那依斯?宁的信中说道:“你说我也是个理想主义者。是的!我是怀着复仇心情的理想主义者。我要的东西太多太多,得知我的野心、我的梦想无从实现,我只能用一无所有来满足自己。”

  亨利米勒对巴黎的感情大概是爱恨交集的,如果巴黎在海明威那里是流动的圣宴,那么在亨利米勒那里就是流动的街道,往事,烟草,女人,酒精。他在这样的流动中不断的挣扎,并最后找到自己的自由。巴黎对他如同淤泥相对于庄稼,污秽而又肥沃

  2006年7月,在上海美术馆里举行了一个由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组织的展览,这个名为《夜之巴黎》的展览, 展出的是和亨利米勒同时代的法国摄影师布拉赛的作品。这个亨利米勒的朋友的镜头下的巴黎,是和亨利米勒同出一辙的,妓女、吸鸦片者、情侣、街头阿飞,演员 等巴黎夜生活的狂欢者,灵魂和肉体在欲望极度挑逗下的尽情释放.或许是布拉赛对夜巴黎所作的最好阐释。《巴黎之夜》曾在1976年被再版,并更名为《30 年代巴黎的秘密》,我想,这些秘密,也就是亨利米勒告诉我们的巴黎。

  上个世纪初在巴黎的美国人,可以开出一串长长的名单,成为美国音乐开创人之一的格什温, 在30岁的年龄来到巴黎创作了他的爵士和古典音乐相结合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得过四次奥斯卡提名和一次格莱美奖的科尔.波特在26岁的时候来到巴黎,1929年,凭借《五千万法国人》和《巴黎,你将把我变成什么样》一举奠定了他音乐剧精致华丽的风格。现代舞之母的伊莎多拉.邓肯和叶赛宁在巴黎,超现实主义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唯一的达达主义奠基人,实验派摄影师曼雷在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赛尔维亚-比奇在巴黎。有人说那时如果在巴黎的街头闲逛,往往能看到街角的咖啡厅坐着那些日后大名鼎鼎的美国人,不过在世纪初,他们更多的是在那里弹牙,斗嘴,飙眼神。

莎士比亚书店莎士比亚书店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美国文艺青年都成群结队的往巴黎跑。美国诗人哈里.克罗斯比有段话大概能做一个解释:

  红色的连锁小店,汽车加油站,卫生间,向右行的路标,俗艳的广告,到处是蜂拥的汽车,像一具腐尸上爬满了蠕虫。弥漫着一种清淡的空虚气氛,一种挫折感,虚幻的清醒感,一大堆无足轻重的事和一大群可有可无的人。

  这是一战结束后让美国青年厌恶和窒息的美国社会,如果不加注释,我也可以将它解读我正置身于其中的中国当代社会。 不同的是,上个世纪的美国人还有一个巴黎可去,现在的我们呢,大概就只能去大理和丽江了。 

  
(文章原标题:
他们在巴黎弹牙逗嘴飙眼神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扫妈非虚构(saoshe1202)。扫妈是沪上著名文艺分子,她写作、策展,著有《在普罗旺斯的太阳下》、《灰屋顶的巴黎》、《不一样的生活》等书,她的微博是扫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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