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在宁波出差时，我打电话给上海的刘达临先生：“听说您的性文化博物馆被迫撤离南京路了？”

　　“不！是战略转移，在上海武定路1133号又开起来了。这次完全是个人投资，我们把养老的钱全投进去了，最多只能支撑半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挺过这半年。”

　　5月，上海武定路1133号，刘达临的性文化博物馆静悄悄地“重新开张”了。

　　这是一幢高层建筑，博物馆租用了底楼的两层，一楼闲置，二楼是展览，陈列了刘达临近年来耗费数十万元四处搜集的1000多件性文物，还有700多件文物不得不尘封在库房里。一楼大厅影壁上镶嵌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教授题写的“五千年来第一展”几个斗大金字，刘达临苦笑道：“没办法，必须要用这个题字来压阵，不然容易出问题。”

　　“第一路”开张“第一展”

　　刘达临对记者说：“南京路上有我们办展的快乐，更有我们含泪撤离的悲哀！”

　　1999年5月，刘达临和上海新世界百货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瑞年签定了合同，“新世界”将在以后5年时间里总投资80万元建设性文化博物馆。

　　刘达临说他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某个领导人只要说一句不太赞成的话，那么他的事业就会半途夭折。刘达临听从了方方面面的善意劝告，煞费苦心地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一，用费孝通、吴阶平两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题词压阵；第二，把这些年来在国内外巡回展览时引起热烈反响的图片，以及自己在国内外出版的几十本性文化著作都陈列在第一展室，以说明这个展览是广为国内外所公认的，并且是一门正正规规的学问；第三，把一些比较暴露的春宫画摆放到一个可以隔离的房间中，门上挂出“本室仅供专业工作者参观”的牌子；第四，在展览的10个部分旁边都挂出一些思考题，进行正面引导；第五，严格执行“未成年人谢绝参观”的规定。

　　1999年9月2日，上海南京路，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开幕，上海市商委主任张广生、黄浦区副区长庄慧帼等领导前来为开幕式剪彩。刘达临陪同参观讲解之后，他们对此都持肯定态度，张广生说：“展出的内容和掌握的分寸都把握得比较好。”

　　当时，中国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馆的开幕成了一则热点新闻，国内外新闻媒体纷纷热烈报道。

　　气喘吁吁的支撑

　　刘达临的性文化博物馆说是地处热闹繁华的南京路，实际上入口却是在距南京路约十多米的一个弄堂里。就因为这几步路的距离，观众很不好找，每天都有电话询问地址。

　　刘达临面对记者回忆：“有几个日本客人曾经从南京东路外滩一直找到南京西路，两三个小时都没有找到。有一位美国客人，第一次、第二次来上海都找不到，第三次来上海好不容易才打听到我们的电话号码。不好找，影响到客源，参观的人不多，又直接影响到经济收入。当时博物馆每

　　个月的门票收入只能勉强支付水电费、人员工资和杂费，房费、装修费根本无力归还，哪还有什么利润可言？我们想在交叉路口竖立一个指路牌，但是这个地区的管理部门坚决不同意，说‘性’字不能出现在南京路上。我想，‘性’不能提，挂一个‘生殖文化’的牌子总可以了吧？没想到牌子刚挂上去，管理部门就强令把牌子翻过来，说‘生殖’两个字也不可以挂。在繁华的南京路上有个指示牌居然倒着挂，这真是个奇观，电视台来拍，报社来拍，一时间闹得不亦乐乎。”

　　好事的记者打抱不平，询问管理部门：“性”字不能出现在南京路，是否有根有据？管理部门翻出国家工商局1996年的一个通知，答复：“性产品不得做广告。”刘达临据理力争：“我的展品不是性产品，是老祖宗留下的性文化遗产啊！”但争辩无果。无可奈何之下，有人鼓动刘达临打官司，中央电视台有关节目组也打来过几次电话，准备拍摄官司的全过程。69岁的刘达临咨询律师，准备为他的性文化博物馆讨说法了。

　　投资人李瑞年总经理是性文化展览公司的法人代表，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打官司，刘达临干着急没辙。与此同时，因为博物馆的工作

　　人员都是新世界百货有限公司的下岗职工，他们与刘达临、胡宏霞这两个总经理、副总经理的矛盾、摩擦开始日见尖锐化。刘达临说到底是个学者，他管理不了手下的人。

　　投资人决定游戏规则。2000年12月下旬，李瑞年找到刘达临，希望提前终止合作协议，刘达临答应了。

　　含泪撤离南京路

　　说到撤离南京路，刘达临开始了痛苦的回忆：

　　确定搬离南京路的最后期限是2001年4月30日，2001年4月26日是博物馆对外开放的最后一天。离开南京路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心思酸楚难耐，刘达临没离过婚，他想，离婚的滋味也不过如此吧。4月26日这天，燕京大学新闻系的30多位校友在上海欢聚，他是召集人之一。一个白天，他陪他们转了大上海，晚上请他们参观他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他们是最后一批参观者。参观结束，已经是夜里九点了，博物馆就要关门了，当时刘达临想这一关可能就是永远地关门了。老同学们聚拢在写着“五千年来第一展”字样的影壁前合影。合影结束，他说：“各位，请等一下。”

　　大家呆在那里。

　　刘达临招呼他坚定的追随者、他的助手胡宏霞博士：“我们一起向我们博物馆的最后一批观众鞠躬致谢吧。”

　　他们毕恭毕敬地站在大家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刘达临哭了，胡博士也是泪流满面。

　　“我们再向我们的心爱的博物馆告个别。”刘达临说。刘达临和胡博士走到展厅入口处，向已经空无一人的展厅深深地再鞠一躬。

　　泪已潸然。

　　其他员工木然地站在一旁看着。刘达临面向大家一字一顿地说：“我宣布，南京路上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闭幕。”

　　<博物馆能撑多久

　　开在上海武定路1133号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投入了40多万元，投资人是刘达临和胡宏霞。刘达临是董事长，胡宏霞任总经理。

　　刘达临说花自己的钱干自己的事业，谁也别想束缚他。刘达临要自己当老板，经营自己的达临文化展览公司。他说：“我的博物馆不以挣钱为目的，但是又不能不挣钱，不挣钱我怎么发展？我刘达临不是富翁，我是穷文人，赔不起。要是钱赔光了，我还办什么性文化博物馆？30块钱一张门票，来的观众寥寥，多时四五十人，少时20多个。而每天要达到100个观众，我的馆才可能不赔，才能维持基本开支。”

　　巨大的经济压力压得刘达临喘不过气来，博物馆耗在那儿苦苦支撑着，几乎每一天刘达临都在痛苦地自言自语：“我的性文化博物馆，能存在多久？”没人能给他答复，包括他自己。

　　对于未来的出路，刘达临设想过，要由博物馆开路，出版书籍画册，开发性保健品、复制品出售，搞性功能康复治疗等。他明白，单纯靠门票收入是养不活博物馆的，但是要在市场上拼杀出一条血路，刘达临多少还有些信心不足。刘达临的个人梦想是：一个基金会接管他们的博物馆，或者一个大财团在背后支撑，选择一个懂经营的人来运作。(张翼)

　　刘达临档案

　　1932年生于上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曾在军队服役20年。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亚洲性学联会副主席、上海生殖与性文化中心主任。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成功地主持了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出版有70余本各类性学著作。1994年8月，在德国柏林国际性学大会上，刘达临被授予“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个中国学者和第一个亚洲学者。1999年9月，刘达临在上海南京路创办了被誉为“五千年来第一展”(费孝通语)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轰动一时。2001年5月，苦苦挣扎了20个月的性文化博物馆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被迫撤离上海滩繁华地段。

    手机短信传送天气预报、演出信息、彩票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