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学标准问题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本世纪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三年，人 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有一些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 的杰出成就？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 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 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 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 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一代又一代 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 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 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这个促进科学加速 发展的良性循环目前仍在进行中，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甩在后面。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 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 的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标准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标准存在着难于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 感受到的“刻板”、“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 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 的心理学等学科“刻板”和不知科学标准并存，纯粹的社会科学，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政治经济学，隐隐约约的 禁区尚存。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 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竺可桢，翁文灏，胡适 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史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 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一方面，党 和政府对科技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的科技事业得到了飞跃的发展，成就巨大；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 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悲剧的开 始，是两千多年前“以吏为师”的现代翻版 。从理论上说，执政党本不应当进行这样的运动。马列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 ，就只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可以成为一个学派的基础，国家可以大力支持这个学派，并使它成为政治标准，但绝不可超越这个 限度，成为社会科学的科学标准，被强制成为一种每个人的思想标准。一种科学的理论，一旦成了凌驾于一切科学理论之上的 圣经，就会逐渐扼杀科学精神中最重要的客观性和怀疑精神，科学研究就只是“注经”，阻碍自身以及科学的进步发展。科学 史上这种教训和悲剧曾一再出现。

　　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学术自由就不复存在，就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 来自政治权力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在实践上，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 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甚至决定了是非 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当然，中国的社 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 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恢复了科学标准 ，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 摸着石头过河”。

　　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标准仍然有两个问题尚未被证明已得到解决：一是实际上存在的政治权力对重 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裁决权；二是中国的主导理论、思想既是科学理论又是信仰所带来的两难抉择：科学理论，是不可成为 信仰的，与科学密切相关的信仰只有一个：这个世界是可知的。科学的理论，只是通过严密的逻辑体系对客观世界描述出了具 有一定精密度的对应，它作为某个时期的思想产物，就只是人类漫长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对它的发展，怀疑，批评 ，纠正，部分原理的否证等都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整个理论的否证都可能出现。但作为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信仰，却常常是 不容置疑的，更不允许否证。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学术自由仍然得不到保证，正常的学术探讨就免不了挨“资产阶级自由 化”的棍子，中国的思想解放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早期专家学者讲发展市场经济挨批判，邓小平讲发展市场经济就是真理 ，类似的这种情况还应当继续下去吗？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只会是中国的耻辱。

　　在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以技术的角度看待科学的是中国人的历史悠久的传统，其危害很少人有清 晰认识；并且“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 ，在常态科学 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 ，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 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或得诺贝尔奖，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科学 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 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 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 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 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 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 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 未来的爱因斯坦：１、新理论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当然，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 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验证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２、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 。（当然，没人会承认的）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 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 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等国 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 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 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 一时 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 。而反对 者们 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 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得 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 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中国在本世纪延续几十年的中西文化讨论，在新文化运动后，基本上都在讨论一个假问题。中华文化的传统可以 分为两个方面：传统的文化产物和古老的学术传统，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打倒了古老的学术传统，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学术传统 ，即西方的科学传统，新文化运动也清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弊端。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祖先的创造产物，根本不可能全盘 抛弃，我们只能继承并发扬其优秀的部分，以利于中华民族的奋斗和创新，并对传统文化的弊端警惕于心。但怎样吸收外国的 优秀文明成果，继承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作出更好的创造，而不是发扬光大糟粕，往往取决于社会和学术传统。一个 良好的社会，良好的学术传统，应当是有学术自由的氛围，奖励创造，对一时难于接受的离经叛道的创造宽容。但在中国，社 会情况并不能让人乐观，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传统则因历次政治运动，太过看重注经而不自知，更不容乐观，到了又必须进一 步西化的地步。但学术传统的进一步西方化相当难，普朗克说得很对：“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靠使它的对手信服并使他们 领悟而获胜的，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对手终于死了，而熟悉这个真理的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纯粹的经验科学－－物理学尚且 如此，改变形而上的难于捉摸的学术传统就更加困难。

　　中国知识界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问题的又一个表现是二流学术大师名震天下，一流学术大师中尚有籍籍无名 者。我们的知识界太看重知识渊博和评价性的所谓真知灼见，对重大创造的重视实在是太不够了。第一流大师应当是在科学技 术上作出对科学技术或对社会意义极其重大创造的人，依据这个标准，中国第一流大师有：

　　数学：陈景润（其余未知）

　　物理学：未知

　　化学：未知

　　生物学：袁隆平；此外，根据１９８２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名单（昏庸的评奖，从各 方面看都绝对应当获特等奖。中国的科技水平远不如美国，此项研究得一等奖，中国有多少科技研究够格得一等奖？如何体现 国家嘉奖科技进步？），排名不分主次（又是一桩不知谁贡献更大的麻烦事），为：钮经义、龚岳亭、邹承鲁、杜雨苍、季爱 雪、邢其毅、汪猷、徐杰诚；其余未知。

　　工程技术：钱学森，其余未知；著名的“两弹一星”的功臣们，虽然其社会意义极其重大，但由于进行的是重复 创造，科学家、技术专家们的艰苦努力和奉献牺牲令人敬佩，却不能进入此名单。其中，火箭发射自动关机系统的发明人很可 能够格进入此名单，但令我痛心的是不知道谁是发明人。

　　心理学：未知，估计可能一个也没有。

　　社会科学：未知，估计可能一个也没有。最著名的胡适、钱钟书、陈寅恪，虽然学识渊博，名震天下，但由于他 们的创造是很多较细小的创造，完全没有资格进入此名单。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而不是乱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 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进行实验研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 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有了这些，中华的科 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标准、更高的科技水平上发展。中国的科学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