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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在北京的一间茶室里,见到从纽约归来的何雨。她带着亲手做的15顶古董帽,回到这座曾经求学生活的城市,会朋友,听故事。

那十几顶戴起来很容易被认为是“头饰”的古董帽,看似随意实则丝丝相扣地分布在由瓷瓶、枯枝、花朵和叶片点缀的素雅空间里,带着群青、曙红、山青、鹅黄……这些美丽的中国传统色彩晕开的手染元素,被渐次来看展的客人和朋友戴上发间,捧在手里。而身材清瘦、眼神清亮的四川姑娘何雨,就那么静静看着帽子和人组成的一幅幅画面,会心地笑。

“不知不觉,做帽子已经一年有余。开始做帽子,出于偶然,却变成生命中最大的热情之一。 从2014年1月至今,我已经做了一百二十多顶帽子,它们都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每顶帽子和他们的拥有者都有一个故事,帽子成为我和自己重要的交流方式,也成为我和他人的联系方式。”在这个帽子展览的邀请函中,曾经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硕士、而今的世界顶级画廊佩斯纽约的雇员何雨这么写道。

这次在北京,帽子让何雨见到了八年来一直惺惺相惜但从未见过面的网上的朋友,还联系上了自己曾经养过的、已五年未见的猫。帽子给她带来一段段奇妙的缘分,也让她找到了生命中真正的激情。她说,“真的有可能有一天我不再做帽子了,因为人生不定,也说不清楚。但是有这些,因为它们串起的人和事,也许有一天无意中发现时,自己都觉得很感动。这是记录最大的意义。”

一针一线的手作实现

我不大愿意称自己帽子设计师,而更喜欢称自己为帽子手作人。我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也没有画草图的习惯。一针一线拿在手中,脑子里便有图像自然浮现,让我把它实现。

新浪女性(以下简称S):你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开始做帽子的?

何雨(以下简称H):2014年1月,我在(纽约)东村闲逛时偶遇一家手工帽子店,各式各样的古董帽整齐地排放在木头橱柜里,好像从三十年代黑白默片里走来。店主殷勤地来推销,说每顶帽子都是纯手工打造,冬季打五折,即便如此,最简单的一顶价格也要三百美金。我摸摸羞涩的荷包,拿起一顶帽子仔细端详,工艺并不复杂。忽然心生一念,干嘛不自己试着做呢?

当即去了另一家熟悉的小古董店,买下一顶二十年代流行的的简易贝雷帽,又去买了面纱和丝带,回去看了一些视频,开始自己动手。第一顶帽子完全是手缝的,有一圈白色蕾丝边,和边缘不整齐的黑纱。做工并不精细,但我非常开心,戴着得瑟了好几天,决定叫它回声古董帽(Chapeau Echo) 。Echo 是我的英文名,和雨回声。

发照片在微博上,立刻被在费城学艺术的文星看中了,留言说想要买,在自己的毕业展览上 戴。由此跟文星结下了缘分,后来她专门来纽约,到我和朋友一起经营的公寓画廊——否画廊拜访,还在否画廊收藏了好几件作品。文星搬回上海后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去纽约时一定会见面,而且一醉方休,算是帽子带来的第一段奇妙缘分。

S:这种看起来更像是头饰的古董帽,是源于西方的社交礼仪吗?

H:对。西方的这种帽子,中世纪就会有。比如我们现在见到的十八、十九世纪的宽檐帽,(那时)女士不戴帽子不戴手套就像不穿衣服一样,尤其去婚礼,葬礼,教堂……到了差不多20世纪,开始流行比较小的宴会礼帽,像我现在做的,你去参加一个酒会、开幕式、毕业礼、爵士音乐的聚会……都可以戴着它。

S:100多顶帽子都是怎么做出来的?会像设计师一样事先画图吗?

H:我不大愿意称自己帽子设计师,而更喜欢称自己为帽子手作人。我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也没有画草图的习惯。一针一线拿在手中,脑子里便有图像自然浮现,让我把它实现。我喜爱做的过程,每一种材料都有自己的气质,简单的叠、折、缝、粘,便有万千变化。我会满世界找材料。纽约的 Garment District是材料的天堂,小小的五个时尚街区也有不同分工,布料集中在38、39街;缎带和羽毛集中在36、 37街;珠子和钻石集中在六大道。还有专卖新型科技材料的商店,材料会在黑暗中发光或者随温度变色。除此之外,我也会在网上寻找最合适的材料,福建的帽子底、伦敦的镶钻面纱、圣地亚哥墨西哥老城的旧缎带、布鲁克林的矢车菊色羽毛 ……我自己很喜欢古着饰品和衣服,到处收集旧帽子和古董首饰成为旅行的乐趣之一。从波士顿找来的玫瑰古董胸针,从纽黑文找来的火烈鸟胸针,从康州找来的珐琅面具,都会在合适的时机成为回声古董帽的一部分。

S:做一顶帽子通常需要多久?

H:上手开始做几个小时就能做好。(但)算上染色、等它干的时间,就得几天,甚至几个月。

“帽子变成连接人和人的纽带”

我喜欢根据特殊的场合、节气、时令设计帽子,赋予每一顶帽子独特的风格和故事。有时候客人会找我特别定制帽子,自己戴,或者作为礼物赠送给重要的人,因此帽子变成连接人和人的纽带。

S:我很好奇,一个北大光华毕业的商科硕士,为什么会做起了画廊的研究工作?尤其还成了帽子手作人……

H:我本科和研究生时在北大,是一个很标准的商科学生,一直走一条别人眼中三观很正统的道路——拼命地让自己的成绩好一点,去很多跨国公司实习,参加商业案例创业大赛……不停地为自己的简历添砖加瓦。一心想去咨询公司、投资银行,或者世界五百强。直到大三我保研了,有一点时间,重新开始画画,画自己想画的东西,从内心生出来表达的欲望。读研究生以后,我争取到一个机会去欧洲交换,阿姆斯特丹。本来去商学院交换,但我出去时下定决心要把这半年浪费过去。(其他同学)正常的做法是选一些课,换学分回来。我就选了一门文化研究,大部分时间在欧洲逛博物馆,在地摊画扇子卖,这么过了半年,非常自由。那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第一次感觉到人有不同的活法。

当时在欧洲摆地摊,就是我想跟人有交流。我去一个市场,认识了一个黑人大叔,问他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摆。他说可以,城管来了你就说是我女朋友。大叔很有意思,他是从加纳来的,从18岁就开始各地漂流,走过很多国家,会很多语言……摆摊的过程中我还和当地的黑帮认识了一下。这些人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生活状态,觉得我以前在商科的那种视野太局限太狭隘了,那种所谓社会精英的价值观是非常单薄非常苍白无力的。

后来,我决定追随自己的心声,转行去做了艺术管理,在佩斯北京工作了一年后来到纽约,在纽约大学读艺术管理,毕业后在佩斯画廊纽约总部工作,研究和档案部门,也会做一些亚洲市场相关的工作。

S:欧洲那半年对你影响非常大?

H:我看到了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状态。看到了自己的面具剥下之后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S:做帽子这件事在你这种喜欢的生活状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H:我从小画画,(但)到纽约之后,没有那么多想去画画的动力,只是持续在写东西。画画我没有办法做到自如的表达。后来开始做帽子,我发现,我又找到那种生命的激情。本能地很想花时间研究,找各种材料,慢慢越做越多……我发现这个才是更加适合我的创作方式。 做帽子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也是与自己交流以及与外界交流的方式。时间的流动仿佛改变了,也再听不到背景环境的嘈杂和喧嚣,仿佛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我喜欢根据特殊的场合、节气、时令设计帽子,赋予每一顶帽子独特的风格和故事。有时候客人会找我特别定制帽子,自己戴,或者作为礼物赠送给重要的人,因此帽子变成连接人和人的纽带。我也喜欢用帽子和其他艺术家交换,用自己的作品交换他们的作品。

帽子的故事,回忆的载体

真的有可能有一天我不再做帽子了,因为人生不定,也说不清楚。但是有这些东西,因为它们串起的人和事,也许有一天会重新发现。这是记录最大的意义。

S:一般都什么时间做帽子?

H:什么时候有时间才做。我在纽约的工作是很忙的,虽然佩斯那份工作室朝九晚五,(但)晚上有些应酬活动,我还要打理自己的否画廊。但周末如果有时间,我会呆在家里两天都做帽子。它变成了一种休息的方式。

S:手工劳动反倒成了休息?

H:完全是休息。我有时间沉淀下来跟自己对话,完全想不到其他的事件,沉浸在这件事里面,用尽方法让它变得很完美,创造一个自己的小世界。而且每个帽子材料都来源于不同的地方,当时找这个材料时遇到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故事,就变成了自己的一种回忆的载体。

S:你现在会有意识地把每一顶帽子的每一件原料来源地都记录下来?

H:对。当我看到这个材料的记录时回想起当时收集它们时遇到的人和事。现在当每一个帽子被收藏,我会大概问下收藏的人为什么要收藏。每个帽子都写了一个小故事,当做一个载体。

S:这种记录对你自己意味着什么?

H:可能是因为我这么多年都在漂泊。我是四川人,出生在德阳,读大学在北京,后来又去欧洲,现在在纽约工作。感觉离家和老朋友越来越远。而且每次搬家都要扔大量的东西,就会想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留下来的。做帽子是一个载体,可以把你一路上遇到的人和故事给记录下来,同时它也像一个纽带,连接我和其他人的关系。比如我在北京办这个展,最好的事情是老朋友和新朋友看到消息会从四面八方赶来,这是让我觉得最值得的事情。

S:这些故事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H:很重要。我的寄望很简单,就是真的有可能有一天我不再做帽子了,因为人生不定,也说不清楚。但是有这些东西,因为它们串起的人和事,也许有一天会重新发现。这是记录最大的意义。

                                                  (采访、撰文:张玲玲   视频拍摄:李佳彦  视频剪辑:沈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