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谈“中国唐宋名篇”_文化艺术_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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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谈“中国唐宋名篇”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9月13日 11:21 生活时报

　　今年春节期间北京音乐厅上演了倍受瞩目的《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演出创造了中国诗歌朗诵会的一个奇迹，场场爆棚，每场演出开始前连站票都买不到了，曾见到有篇报道说：“音乐厅就差没卖‘挂票’了”。濮存昕在这次演出中朗诵了李白的《将进酒》、辛弃疾的《贺新郎-把酒长亭说》、《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周敦颐的《爱莲说》，并与肖雄合作朗诵了陆游和唐琬的《钗头凤（二首）》，他收放自如、张弛有度的表演赢得了多方的好评。熟悉濮存昕的人一定还记得他在《编辑部的故事》中曾客串过一个让戈玲神魂颠倒的现代派诗人，也曾在人艺的舞台上出演过话剧《李白》中的诗仙李白，进入1999年以来他已参加了“唐宋名篇”，“普希金诗歌”和“中国近现代名诗”等三场大型诗歌朗诵会，他身上的书卷气使他与诗词结下不解之缘。作为文化部迎接新中国五十年献礼演出，北京音乐厅将在9月24日到10月4日重新上演经过改编的《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濮存昕仍被邀请朗诵原来的篇目。最近，濮存昕在排戏的间歇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了他对“唐宋名篇”演出、对诗歌以及对古典文化传统的体会和理解。

　　记者：你怎么看《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

　　濮：我觉得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策划，演出取得了这样的成功、包括这次重演都是我没有想到的。

　　记：作为朗诵者都要赋予作品自己的理解，你是怎样表现这几篇古典文学作品的？

　　濮：这几篇都是古典文学中超凡入圣的珍品，我感到自己的个人体验应该被排斥在外，努力了解作者的境遇，接近作者的情感境界，代替他传达感情，诗是作者的形象，我把自己融合进去的成分并不多，作为朗诵者应该在作品中与作者多交流。

　　记：朗诵古典诗词和朗诵现代或外国诗歌作品的感觉有哪些不同？

　　濮：感觉很不一样。古典诗词的信息含量更大，表达的意念更为丰富，阅读者和朗诵者对诗词的体会也要深入得多、投入得多，其中文辞以外只可意会的部分能够充分调动起一个欣赏者的文化底蕴。我个人更容易被古诗词所感动。

　　记：李白、辛弃疾豪放洒脱的气质是不是你最欣赏的？

　　濮：我觉得李白和辛弃疾气质上并不同。从李白的诗到李白的个性都是自由的甚至是飞扬起来的，我想要表现一种“大象无形”的境界，演员在舞台上作何表演并不重要，走一步、走两步、转个圈都可以，杜甫说李白是“谪仙人”，所谓仙人就有不受世俗束缚的涵义。而辛弃疾明显的带有古代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凝重感，我在朗诵他的作品时一般不走动，他内心中面对破碎江山的一腔悲愤是最感人的，我也努力表达出这一点。

　　记：如果你十年前朗诵这几首诗，与现在会有什么不同？

　　濮：十年前我对作品理解的深度与现在肯定有很大的差距。学识、阅历都会制约演员对作品的理解，但对我来说艺术的感觉可能更为重要，演员要把自己的理解恰当地表演出来，并得到观众的认可，这需要经过锤炼。在与肖雄合作朗诵《钗头凤》时，我们突出了这两首词中戏剧化的成分，我感到掌握好这里面的分寸就要靠我平时的积累。

　　记：你觉得体会诗人与体会剧作家有何不同？

　　濮：剧作家的情绪是藏起来的，戏剧人物、舞台和情节与他个人体验只有内在的联系，这需要演员细致耐心地把握；而诗人往往是直抒胸臆的，朗诵者仿佛就代表着诗作者站在观众面前。

　　记：能不能谈一谈你的家庭对你在文学方面的影响。

　　濮：主要来自我的父亲，文革以前中山公园音乐堂经常举办“星期朗诵会”，我父亲经常带我去听，当时主要朗诵主席诗词和一些现代诗歌，比如郭小川、艾青等人的作品，有时还朗诵伊索寓言和格林童话。我小时侯接触到的文学很多就是这样朗读出来的，这对我今天可能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记：现在的年轻人中间，爱读古诗词的越来越少了，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濮：我认为年轻人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读不读古典文学都无可厚非。很多国家都可以让通俗文化大行其道，但是，如果通俗文化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就是一件可悲的事了。大部分的传统文化都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往往意味着经典、精华。很多人对1949年以前的事情就不甚了了，的确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这其中当然有历史的原因，文革十年影响了一代人，这代人现在已为人父母，他们会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读很多自己都还没有读过的书呢？可见文革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国家需要有文化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起来做一些事情，比如这次“唐宋名篇朗诵会”在这方面就有很多积极的意义。

　　记：请你谈谈音乐厅观众和其他剧场观众的区别。

　　濮：我感到音乐厅的观众可以说是纯文化的观众，演员站在舞台上可以感觉到对面观众从艺术中得到了精神上的乐趣，艺术家的价值就在观众安静的欣赏和恰如其分的回应中体现出来。这与许多地方为了看明星、看热闹的演出大不一样，虽然那里有更多的掌声、更多的喝彩，但只会让人感到茫然。

　　记：你觉得音乐、整个管弦乐队对你朗诵诗词起到了哪些作用？

　　濮：整场演出是诗情乐意的：诗词更具体些，体现了一事一物一情一景，文字之间有更强的逻辑联系；音乐是另外一种语言，模糊的，作曲家心理情感的外化，带给听者更多的是感官上的愉悦。诗与乐的结合应该说各自完善了自身。在我与乐队第一次合练《将进酒》时，音乐的过门一响起来，我就感觉被托了起来，朗诵完以后莫名其妙地落了泪，这是我以前读这首诗没有过的体验。此后，每次我站在这个音乐营造起的“场”的中央，我读诗的兴奋感一下就能找回来。

　　记：对于“唐宋名篇朗诵会”的演出，你是否有其他方面的意见。

　　濮：我感到有两点，一个是朗诵会上有个别音乐作品并没有考虑到听众能否接受，以过于现代的方式诠释古典文学应该多加斟酌。第二点，朗诵会没能涵盖住唐宋两代文学的全貌，虽然入选的几十篇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但是更多的精品可能限于演出容量有限没能入选，也可能因为现代社会的节奏根本也停不下来仔细回味它们，这一点是我最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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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存昕谈“中国唐宋名篇”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9月13日 11:21 生活时报　　今年春节期间北京音乐厅上演了倍受瞩目的《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演出创造了中国诗歌朗诵会的一个奇迹，场场爆棚，每场演出开始前连站票都买不到了，曾见到有篇报道说：“音乐厅就差没卖‘挂票’了”。濮存昕在这次演出中朗诵了李白的《将进酒》、辛弃疾的《贺新郎-把酒长亭说》、《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周敦颐的《爱莲说》，并与肖雄合作朗诵了陆游和唐琬的《钗头凤（二首）》，他收放自如、张弛有度的表演赢得了多方的好评。熟悉濮存昕的人一定还记得他在《编辑部的故事》中曾客串过一个让戈玲神魂颠倒的现代派诗人，也曾在人艺的舞台上出演过话剧《李白》中的诗仙李白，进入1999年以来他已参加了“唐宋名篇”，“普希金诗歌”和“中国近现代名诗”等三场大型诗歌朗诵会，他身上的书卷气使他与诗词结下不解之缘。作为文化部迎接新中国五十年献礼演出，北京音乐厅将在9月24日到10月4日重新上演经过改编的《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濮存昕仍被邀请朗诵原来的篇目。最近，濮存昕在排戏的间歇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了他对“唐宋名篇”演出、对诗歌以及对古典文化传统的体会和理解。　　记者：你怎么看《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　　濮：我觉得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策划，演出取得了这样的成功、包括这次重演都是我没有想到的。　　记：作为朗诵者都要赋予作品自己的理解，你是怎样表现这几篇古典文学作品的？　　濮：这几篇都是古典文学中超凡入圣的珍品，我感到自己的个人体验应该被排斥在外，努力了解作者的境遇，接近作者的情感境界，代替他传达感情，诗是作者的形象，我把自己融合进去的成分并不多，作为朗诵者应该在作品中与作者多交流。　　记：朗诵古典诗词和朗诵现代或外国诗歌作品的感觉有哪些不同？　　濮：感觉很不一样。古典诗词的信息含量更大，表达的意念更为丰富，阅读者和朗诵者对诗词的体会也要深入得多、投入得多，其中文辞以外只可意会的部分能够充分调动起一个欣赏者的文化底蕴。我个人更容易被古诗词所感动。　　记：李白、辛弃疾豪放洒脱的气质是不是你最欣赏的？　　濮：我觉得李白和辛弃疾气质上并不同。从李白的诗到李白的个性都是自由的甚至是飞扬起来的，我想要表现一种“大象无形”的境界，演员在舞台上作何表演并不重要，走一步、走两步、转个圈都可以，杜甫说李白是“谪仙人”，所谓仙人就有不受世俗束缚的涵义。而辛弃疾明显的带有古代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凝重感，我在朗诵他的作品时一般不走动，他内心中面对破碎江山的一腔悲愤是最感人的，我也努力表达出这一点。　　记：如果你十年前朗诵这几首诗，与现在会有什么不同？　　濮：十年前我对作品理解的深度与现在肯定有很大的差距。学识、阅历都会制约演员对作品的理解，但对我来说艺术的感觉可能更为重要，演员要把自己的理解恰当地表演出来，并得到观众的认可，这需要经过锤炼。在与肖雄合作朗诵《钗头凤》时，我们突出了这两首词中戏剧化的成分，我感到掌握好这里面的分寸就要靠我平时的积累。　　记：你觉得体会诗人与体会剧作家有何不同？　　濮：剧作家的情绪是藏起来的，戏剧人物、舞台和情节与他个人体验只有内在的联系，这需要演员细致耐心地把握；而诗人往往是直抒胸臆的，朗诵者仿佛就代表着诗作者站在观众面前。　　记：能不能谈一谈你的家庭对你在文学方面的影响。　　濮：主要来自我的父亲，文革以前中山公园音乐堂经常举办“星期朗诵会”，我父亲经常带我去听，当时主要朗诵主席诗词和一些现代诗歌，比如郭小川、艾青等人的作品，有时还朗诵伊索寓言和格林童话。我小时侯接触到的文学很多就是这样朗读出来的，这对我今天可能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记：现在的年轻人中间，爱读古诗词的越来越少了，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濮：我认为年轻人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读不读古典文学都无可厚非。很多国家都可以让通俗文化大行其道，但是，如果通俗文化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就是一件可悲的事了。大部分的传统文化都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往往意味着经典、精华。很多人对1949年以前的事情就不甚了了，的确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这其中当然有历史的原因，文革十年影响了一代人，这代人现在已为人父母，他们会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读很多自己都还没有读过的书呢？可见文革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国家需要有文化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起来做一些事情，比如这次“唐宋名篇朗诵会”在这方面就有很多积极的意义。　　记：请你谈谈音乐厅观众和其他剧场观众的区别。　　濮：我感到音乐厅的观众可以说是纯文化的观众，演员站在舞台上可以感觉到对面观众从艺术中得到了精神上的乐趣，艺术家的价值就在观众安静的欣赏和恰如其分的回应中体现出来。这与许多地方为了看明星、看热闹的演出大不一样，虽然那里有更多的掌声、更多的喝彩，但只会让人感到茫然。　　记：你觉得音乐、整个管弦乐队对你朗诵诗词起到了哪些作用？　　濮：整场演出是诗情乐意的：诗词更具体些，体现了一事一物一情一景，文字之间有更强的逻辑联系；音乐是另外一种语言，模糊的，作曲家心理情感的外化，带给听者更多的是感官上的愉悦。诗与乐的结合应该说各自完善了自身。在我与乐队第一次合练《将进酒》时，音乐的过门一响起来，我就感觉被托了起来，朗诵完以后莫名其妙地落了泪，这是我以前读这首诗没有过的体验。此后，每次我站在这个音乐营造起的“场”的中央，我读诗的兴奋感一下就能找回来。　　记：对于“唐宋名篇朗诵会”的演出，你是否有其他方面的意见。　　濮：我感到有两点，一个是朗诵会上有个别音乐作品并没有考虑到听众能否接受，以过于现代的方式诠释古典文学应该多加斟酌。第二点，朗诵会没能涵盖住唐宋两代文学的全貌，虽然入选的几十篇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但是更多的精品可能限于演出容量有限没能入选，也可能因为现代社会的节奏根本也停不下来仔细回味它们，这一点是我最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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