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因商业而著名。自开埠以来，区区一百六十余年就拥有了如此响亮的名头，这也实在是一个异数。如果你要研究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去西安；要研究五百年来的历史，就去北京；而研究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就要来上海。

　　香港是著名的商业都市，这一点，相信已经是世人的共识。1841年到今天，香港几经磨难又几番重生，如火焰中涅的凤凰，带给世人无尽的希冀与期盼。

　　王家卫在上海度过了他的童年，然后他来到了上海的姊妹城市——香港，并在那里以他自己的方式诉说着他对上海的怀念。

　　看着《花样年华》，几乎会让人忘记这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故事，除了张曼玉的26套正宗60年前上海旗袍，还有麻将桌、老式收音机、道地的上海话，以及周璇在1946年的电影《长相思》中唱的《花样的年华》，一碗云吞面更是男女主角爱情的见证。如果说《春光乍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造出了一个香港，那么《花样年华》就是在香港造出了一个上海。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海都是独特的，其独特之处在于，上海的文化身份及其自我认同是在其全球化的过程中确立的。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上海文化没有失落只有获取，没有焦虑只有欢乐。这是上海的一个很突出的现象，而在中国其他城市则很少见。

　　上海人在中国人中的确表现得十分拼命，特别精于算计，上海人处处体现出这种精明。这背后体现出的就是新教传统里的理性。同时，上海的法租界有很丰富的拉丁文化传统，所以带来了上海文化中松弛的、浪漫的、超脱的一面。这一点在香港文化中是没有的，为生存而奔波的香港人缺乏浪漫。山顶公园、青马大桥、中环、铜锣湾、皇后广场……香港人步履匆匆，在他们的眼里，东方之珠也不外乎是水泥遍地的都市丛林。

　　香港人太拼命，沦落为经济动物。他们拼命地赚钱供楼，全然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不知生活的意义所在。香港与上海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香港只有一种精神，就是新教精神，她缺乏作为底蕴的东西。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她受英国和美国的影响很大，所以香港这个城市就显得特别脆弱、紧张。

　　也许对于香港人来说，谈“文化”真的是好笑的。他们的上一代都是白手起家，做的事情也主要是经商，他们自己在狭小的环境中挣扎着生存，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能从九龙去到山顶——那儿的房子要上千万一套。毕竟，总不能要求为每月房租水电担心的人去抛家舍业地追求形而上的文化，就这一点而言，倒也可以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

　　“这沙漠的后面会是什么呢？”“还不是另一个沙漠。每个人都以为这座沙漠的后面会比这里好，但走到那里时，又觉得原来这里比较美丽。”在《东邪西毒》里，两个主人公曾这样对答。

　　沙漠里的时间用黄历上的日子来记录，这些日期和《易经》的卦象揭示了冥冥之中的那种注定：友人来访、血光之灾，这都是无法摆脱的定数。沙漠里的空间是阴暗的、残缺的、变动不休的褐黄的沙丘。与江湖相比，荒漠是一群无根的人在无尽的漂泊中暂时的居停和逃避之所，是悲剧化的现实空间。记忆里白驼山那蓝天、绿树、清水，还有少女，凡此种种，塑造出了一个江湖外的世界，这世界是那么鲜活，那么温情，是荒漠中跋涉的行者们虚空中的希望。

　　沙漠中的人物只有两种。一种是行走于江湖之中的，从“家”自我放逐的杀手。江湖不再是侠道的江湖，职场也不再是正义的职场，于是，杀人也只好成为满足他们生存意义的职业。另一种人是等待中的女人。这些等待者相对于漂泊的杀手而存在，守护着真情、温暖，营造一个“家”的港湾，虽然从来没有船只停泊。

　　同样的，都市中的人也一样漂泊无依。《阿飞正传》里边的张国荣是个极其优雅的“阿飞”，他的口头禅是“有一种鸟生下来就没有脚，它一生都在飞翔而无法停留。一生中只有一次落地，那一次落地就是死亡”。虽然这只“小鸟”没有脚，但他也有一个出生地，那就是上海，不少人说张国荣演的“阿飞”有贵族气质，其实“贵族”一词本不是中国的概念，它在中国的最早出现是在上海，这才使得在社会底层的“阿飞”们才那么优雅、那么骄傲。

　　从1845年起，英、美、法、日相继在上海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先后建立了各自的租界。初期，这些界地各自为阵，互不干扰，后来受到小刀会和太平天国的影响，人们纷纷迁居租界，致使租界的人口急剧增加，住房问题日益突出。房地产商于是开始大肆建造一种中西合璧的新建筑样式——里弄，这种住宅将欧洲的联立式住宅和中国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相结合，住宅区内有小汽车的通路，有水、电、煤和卫生设备，有些住宅还有煤气和热水汀(即上海方言中的“暖气”)等，这种生活的舒适度，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其先进程度不言而喻。只有在上海，有钱人才能穿上最时髦的服装，过上最讲究的生活，喝咖啡跟可乐，谈艺术与政治，这就是上海人“优雅”以及“骄傲”的来源。

　　上海的文化传统还有个本土资源，即明清以来形成的江南士大夫文化。

　　士大夫作为明清时期形成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文化特别注重文采，注重书卷气，他们的生活特别细腻精致，日常生活的发展呈审美化趋势。这种文化传统在上海开埠后与西方两种宗教文化传统结合了起来——江浙文化中的理性主义成分和新教传统相结合，另一方面江浙文化中才子佳人的浪漫温情成分又与拉丁文化产生回应，这就使上海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产生了奇妙的对应关系。上海文化传统里由于有了这些资源，而上海又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城市，她的文化传统于是就相当丰富，可以产生出各种各样的组合。这组合甚至影响到了王家卫对香港的解读。

　　在他的影片里，前景人物处于正常的行动节奏，而后景则是以抽格(俗称“快放”，是电影拍摄技巧。每秒24格。抽格即减少每秒的格数，再以正常的速度播放，产生急促的效果)的方式让背景产生瞬息万变的游离和流动。看他的影片，总是让人置身于旁观现实的非真实空间和一种片断性的时间状态中。他的主人公也擅长把时间转化为物态，并且用独白的方式对时间进行数字化记忆。这难道就是快节奏社会带给人的数字化生活？

　　对流逝的时间的挽留，专注自我存在的每一时刻，感受这每分钟的自我，或许就意味着商业社会里人们生活的意义。“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前的一分钟，我们曾经在一起，我会记得这一分钟，我们就是这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你无法否认的事实，因为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你是无法否认的。”这是王家卫第一次对时间的描述，轻而易举的一句话就让时间有了诗意的韵调。这诗意是否来源于上海的浸染呢？

　　石库门、百乐门、旗袍，精致、品位、情调，如今人们对老上海的印象只剩一些美丽的碎片，但王家卫至今认为，香港文化是对上海文化的模仿和复制——香港可以一样摩登繁华，却无法复制那种从容与细腻。

　　上海的弄堂房子家家户户紧挨着，共同分享屋前屋后的弄堂，平时出入照面的时候很多，蜚短流长也自然不少，在大型的弄堂里更是鱼龙混杂、风波不断。上海人精明计较，莫非就是在这个微妙的小社会里磨练出来的？

　　《重庆森林》里的那条中环扶梯，是全球最长的自动扶梯。香港就是这样，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制造出更多的空间，一些人行天桥在最不可能的角度拐弯，一道回旋梯让人不知道怎样兜出来，香港是一个迷宫，她的密度堪称世界之最。迷宫里的香港人经常是背着双肩包跑来跑去，就像《谁动了我的奶酪》里那只随时准备寻找奶酪的小老鼠，伴随着香港街头飞速变换的红绿灯奔波在现实与想像之间的路途。

　　无论是孤寂的大漠还是喧嚣的都会，都是让人情绪躁动且漂泊不安的封闭空间。生命固然无奈，但样子仍将潇洒，在这个各种讯息海样涌动的时代里，个人的空间却变得越来越逼仄，这也许就是王家卫要告诉人们的，无论是生活在商气逼人的香港还是怀念着人文犹存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