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承受力,心里被他逼的几乎崩溃,自己的脾气也控制不住,心想:和你好好说,不信;那么我就不受你的气,对着干吧!也许这样他就死心了,以后就不会骚扰我了。
可是,还是错想了他,后来他发展到帮我家送点东西,就要索吻,冬天帮我接一下孩子,就要搂抱的地步!为了自己的尊严,我就宁愿冰天雪地地走着去接孩子,也不搭他的车
!
矛盾就这样越积越深,最后达到了不可调和,我的心里承受力也越来越弱。对男人充满了不信任和恐惧,有时其他男同事的一个低级的玩笑,我都敏感地要逃出去。只要是陌生男人挨近我,就浑身紧张冒汗或者起鸡皮疙瘩。
最后的矛盾终于在2002年4月下旬,我从北京回来,听到单位的同事传言:“他把我带到北京玩了一周。”而最后爆发。
这次去北京汇报工作,只有我一个人,他是去合肥参加别的会议,有直达车不座,非要给我买车票一起走。我找借口拒绝,并自己买了车票,谁想在进站的时候还是被他发现,好在不是一个车厢。列车开出以后我把手机关了,他也没找到我。一周后,我从北京回来,刚上火车,就接到他的电话,原来他竟然在合肥就算计好了,我会坐这次列车,到北京转上了这次列车。我再次拒绝告知我的车厢号,并立刻关闭了手机。
回到单位的当天下午,办公室没有别的同事,他就找各种理由训斥了我一下午。并说,没见过我这么不识抬举的女人。
下班的时候,我就听到同事的传言,想起出差前他到处打电话,说要和我一起走。我知道,再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会被他搞的里外不是人,身败名裂。
晚上回到家里,精神已经崩溃的我,哭着把D对我将近一年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了不知情的丈夫。
泪水一次把枕巾浸湿又烘干,我们想到了三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1、诉诸法律,难于取证,难以得胜。就算告倒了对方,也是两败俱伤,大家都无法在单位做人了。
2、通过组织解决,没有直接的证据,组织上也不一定相信,同事也不愿做证(那位大姐还说,也许他是喜欢你,才这样呢!)也是身败名裂,以后无法共事了。
3、丈夫和D当面谈谈,把事情说开,警告他的言行。如果他接受教训了,大家就私了,以后还能做体面的同事。
4、以暴治暴,找人狠收拾他一顿,他还不说不出是谁做的。
最后,我们想通了,都是读书人,就采取正大光明的办法,当面和他谈,看他是否认错。
职场遭受性骚扰,我那不堪回首的经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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