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承受力，心里被他逼的几乎崩溃，自己的脾气也控制不住，心想：和你好好说，不信；那么我就不受你的气，对着干吧！也许这样他就死心了，以后就不会骚扰我了。

　　可是，还是错想了他，后来他发展到帮我家送点东西，就要索吻，冬天帮我接一下孩子，就要搂抱的地步！为了自己的尊严，我就宁愿冰天雪地地走着去接孩子，也不搭他的车！

　　矛盾就这样越积越深，最后达到了不可调和，我的心里承受力也越来越弱。对男人充满了不信任和恐惧，有时其他男同事的一个低级的玩笑，我都敏感地要逃出去。只要是陌生男人挨近我，就浑身紧张冒汗或者起鸡皮疙瘩。

　　最后的矛盾终于在2002年4月下旬，我从北京回来，听到单位的同事传言：“他把我带到北京玩了一周。”而最后爆发。

　　这次去北京汇报工作，只有我一个人，他是去合肥参加别的会议，有直达车不座，非要给我买车票一起走。我找借口拒绝，并自己买了车票，谁想在进站的时候还是被他发现，好在不是一个车厢。列车开出以后我把手机关了，他也没找到我。一周后，我从北京回来，刚上火车，就接到他的电话，原来他竟然在合肥就算计好了，我会坐这次列车，到北京转上了这次列车。我再次拒绝告知我的车厢号，并立刻关闭了手机。

　　回到单位的当天下午，办公室没有别的同事，他就找各种理由训斥了我一下午。并说，没见过我这么不识抬举的女人。

　　下班的时候，我就听到同事的传言，想起出差前他到处打电话，说要和我一起走。我知道，再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会被他搞的里外不是人，身败名裂。

　　晚上回到家里，精神已经崩溃的我，哭着把D对我将近一年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了不知情的丈夫。

　　泪水一次把枕巾浸湿又烘干，我们想到了三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1、诉诸法律，难于取证，难以得胜。就算告倒了对方，也是两败俱伤，大家都无法在单位做人了。

　　2、通过组织解决，没有直接的证据，组织上也不一定相信，同事也不愿做证(那位大姐还说，也许他是喜欢你，才这样呢！)也是身败名裂，以后无法共事了。

　　3、丈夫和D当面谈谈，把事情说开，警告他的言行。如果他接受教训了，大家就私了，以后还能做体面的同事。

　　4、以暴治暴，找人狠收拾他一顿，他还不说不出是谁做的。

　　最后，我们想通了，都是读书人，就采取正大光明的办法，当面和他谈，看他是否认错。

　　职场遭受性骚扰，我那不堪回首的经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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