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峻
爆炸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信封了，甚至纸和笔。我用电脑写字，用电子邮件和传真软件传送稿件，过年回家的时候我试图在稿纸上写一点东西，但失败了。
我每天收到大约5封电子邮件，其中有一些是垃圾邮件，有一些是订阅的电子杂志；我的收藏夹里有大约100个网站，但我并不经常浏览。我有5个电子邮箱，其中4个是常用的。
我有大约2000张唱片，包括打口磁带和CD、盗版磁带和CD，以及正版的磁带和CD，还有一些CD-R和MP3格式的CD-ROM，以及乐队自己录制的小样磁带和CD。在来到北京4个月后，我开始每天听大约6小时音乐，当然通常是一边做别的事一边听。另外我还有大约200套盗版VCD和录象带。
我有大约3000本书，其中大多数放在前女友家里，一部分在我租住的房子里——在桌子上、柜子里、床上，以及一切可能的地方。在来北京之前，我订阅《花城》、《世界美术》、《世界电影》、《读书》、《音像世界》、《21世纪》、《艺术世界》，现在不订了，但仍然定期收到《今天》、《东方艺术》、《音乐天堂》、《演艺圈》、《芙蓉》、《摩登天空》、《通俗歌曲》……我是其中大部分杂志的作者。
我有时候会阅读的报纸有25种，每份花费1(《精品购物指南》)到25(《阅读导刊》)分钟。
我经常得到一些同人刊物和非卖品，例如《偏移》、《朋友们》、《从中国出发》、《狂犬吠墓》……
我的桌子上堆着一些还没有来得及看和听的东西：《母语》、《号外》、《视觉21》、《21世纪》、《中国新闻周刊》、《唯音乐》、《都会摇摆》、《天涯》、《当代设计》、《万象》、《书斋里的革命》、《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能否相信自己》、《福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聂鲁达的信差》、《愤怒的吴自立》、《瘾》、《高潮》、《中国雕塑史》、《韦斯特小说集》、《女巫师》、《工厂出口》、《双重火焰》、《小城畸人》、《亚马逊网路书店的十大秘诀》、《中国前卫艺术》、《九十年代的中国美术——中国经验》、《时髦辞典》、《纽约时报的风格》、《人类的破坏性剖析》、《“怪异”理论》、《老木的琴》、《必须保卫社会》、《超越现代主义》、《完全自杀手册》、《面对一位超奇的名人》、《原始的酷》、《可理解的容格》、Orb、The Ruins、Mojave 3、Miles Davis、Morbid Angel、Beck、Jamiroquai、Alec Empire、Phili Glass、Pig Face、Eric's Trip、BT、Wu-Tang Klan、新出的《摩登天空》有声杂志……
旅行者
有一天我在火车上梦见小时侯住过的地方。我梦见自己在柏油路上走着，虽然是深夜，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身边走着，然后我看见一个相熟的人在前边走着。烟气弥漫在深蓝色的夜空，路旁的树居然是绿的，建筑一如我所怀念的那样，全都直上直下、没有多余的玻璃装饰、灰蒙蒙。
列车员已经睡了。我在摇晃中醒来，想起今天只抽了一根烟。另外的车厢有人说话，很快两个拎着肮脏旅行包的人走过去，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短大衣和同样的名牌皮鞋，是脏的。
我记起了那个梦。我梦见自己在路边走着，向一个类似办公楼的建筑走去，月光和路灯光一起落下，可以看得见人们肩膀和头顶的光。我不是那里的人，但他们不知道身边走着一个外来的。我在一个像车库又像锅炉房的地方追上了我熟悉的人：“周雪菲！”
在这之前我看见那人用手去接空气中落下的烟雾和光线，他，或她轻快地跑了几步，平伸着手，把身体打开并暴露在寂静的深蓝色街道拐角。
当然我认错了人。
爆炸的旅行者
我带着书和唱片旅行，一般还会带上药和烟。在陌生的地方四处找烟可不是件舒心的事。
一般，我在那些没有居住过的城市(或城镇)，都不会发生艳遇、斗殴、失踪和其他怪事。一般，我是和其他人一起出没的。人多一点好，上次在唐山，如果不是我们有20几个，红烧肉就一定要付65块钱了。喝酒是必不可少的节目，美女总坐在别人身边——如果坐在我身边，则一定是别人的女朋友，通常我会忘记上了哪些菜，除非我们只吃了一种菜，但我怎么能肯定在一部分人痛饮的时候另一部分人没有偷偷吃掉他们为自己偷偷要的食物呢？
我在飞机和火车上阅读，或听音乐。在学会用电脑之前，还在飞机和火车上写诗。
与旅行者共饮
天亮的时候，看得见景山和平安大道上方晴朗的空气。我和阿Dick已经喝掉了四分之三瓶黑朗姆酒。他突然问：“你看，我们把大陆、香港、台湾所有有用的杂志都订一份怎么样？”我回答：“那至少要200种吧。”
爆炸？
上一次和阿Dick一起喝酒，是在青岛的烧烤店里。作为客人，我们被安排在酒店、出租车和饭馆里。没有问题，青岛人民都在庆祝新世纪的到来，白天几乎所有的饭馆都关了门，午夜之前，他们出现在街道上，然后是电视机前，或者和我们一样，在吃喝。
第6个或者第7个啤酒瓶摔碎在隔壁包厢的地上，但老板娘还是拒绝去一起喝一杯。我兴高采烈地打了110，然后干杯、把筷子伸向卷曲后舒展的鱿鱼。辣椒粉和酱油汤把它变成模糊的，但那些反光度较高的光滑部分，粉红色和深红色的过渡，还有因直接接触火焰而微焦、变得暗红甚至发黑的地方，显示出了相当的诱惑力。这是鱿鱼的价值，在我第二次到达的青岛。
青岛的110反应迟钝，我听到了更多啤酒瓶爆炸的声音。但，如你所愿，我激动的心还是平静下来了，没有人找茬，我们离开了。
旅行者的旅行
我不算是经常旅行的人，去年一共出门8次。
但年中的那次简直要了命。我租了一个集装箱——参看《干什么？》，颜峻，原载《朋友们》2000年第一期——像一个蜗牛，而不是旅行者。
在开往兰州的火车上，我头朝走道，看得见昏暗的地灯和乘警、旅客的脚，在女大学生的鼾声伴随着铁轨歌唱的时候，还能看见迷迷糊糊的小孩，他们总是梦游一样，消失在通往厕所的车门。
我从兰州到北京来，也是坐火车，只不过身后像牵引着那个绿色、方方正正、有锈迹、漆着字和号码、上了锁的庞然大物——所有没办法抛弃的东西，都是庞然大物。
但我有大约2000张唱片、大约200套VCD和大约3000本书。
我总是头枕着过低的枕头，肩膀压折了书，惦记着钱包，被火车运送。从西到东，从东到西。有时候也从北到南。这不像我在梦中所做的。在梦中一个迷恋着空气和烟雾的人被我惊吓，跑下了台阶，来到灯火通明的另一条街道。我追上去，发现这是一个年轻的老外。我们用英语交谈——众所周知，我在喝醉的时候说英语。在沈阳，我对James大声说：“FUCK YOU！”——我们终于走完了那条路，不再是旅行者。我们中的一个有所房子，可以相信，是租来的房子，在深蓝的夜色中，有着红砖和水泥的外墙、房门、黑黑的阴影，外边有树，寂静无声。我大概是在火车停留在西安的时候梦到了这所房子，当时有人醒来，有人喊叫，有人继续打鼾，有人吸烟、敌意地对视。
雷霖在睡觉，我很高兴地叫醒他，于是他穿上裤子，去上厕所了。后来我见到了那个厕所，和火车、飞机、宾馆里的不一样，要路过我的书架、推开两扇门，然后看见一个院子，铁丝上挂着滴水的衣服，地上有水龙头和自行车，两旁的房间亮着白炽灯，砖墙上挂了些干辣椒，白天，人们在这里修车、做饭、浇花、加工铁器。在旅行者的梦中，这个院子里根本没有厕所。
爆炸吧
我记着所有催稿的人。他们的姓名、声音、相貌、真实的想法。过年的时候，有一个电话甚至追到了兰州。当然。
在头一天上午，我醒来，安静地回忆着那个梦，并将就着用纸和笔将它记了下来。然后，用很长的时间琢磨为什么会梦见雷霖，以及他美丽的鸡冠头？当时他缓慢地走出去，在本来应该是厕所的院子里站着，双手抱在胸前。他究竟站了多长时间？我估计应该是一个半小时，刚够我和年轻的老外看完一部电影。
我有大约200张盗版VCD，但没有太多好片子。广电部的混蛋不会了解我怎样从几十家店里挑出一张《裸体午餐》。我有一次错过了大岛渚的《感官世界》，但这个损失我会在梦中补偿，那是多么甜蜜、迷幻、不可复制的观看啊。当我的文字淹没在200份中文杂志里的时候。我还是记得周雪菲最后出现在我眼前的情景，在我的大学同学中，她是自由、梦想、痛苦和相信命运的，我们曾经以朋友的身份接吻。
旅行
在春节回兰州的路上，我梦见走在兰州军区司令部的大院里，那是我小时侯住过的地方，灰蒙蒙的。一醒来，我就决定把那个梦记录下来，算是完成《母语》杂志的约稿。我想，那个叫黄宾，或者黄彬，或者黄滨的编辑肯定不太习惯约稿这项工作。
我梦见“诱导社”乐队的雷霖从昏黑的房间走到院子里去。我和一个刚刚认识的老外坐在14寸彩色电视前，看完了大岛渚的《感官世界》。电影中是日本的街道，黑社会分子和穿着臃肿长裙的女孩在走路，一群一群。他们在路边举行仪式，一些女孩蹲下来，拨开内裤，撒尿，另一些，主要是丑女孩，被钉在墙上，她们前边，跪着穿西装的黑社会。
另一些丑女孩被砌在墙里，有的露出身体，有的只露出脸部，她们痛苦地挣扎、哭喊。墙很高，像井，她们从上到下，流淌着血。有些血有的来自手腕，有的来自被砍断的脚踝，有的来自被割去乳房的胸膛，从墙上流淌到地上，如同河流。而黑社会还在邀请更多的女孩参加。
关于旅行，我写过几首诗，似乎都是在旅行的时候写的。在做梦的那个晚上，我偶尔醒来，幻想，最终的结果是一篇叫做《旅行者在1973》的小说，下星期我会把它写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