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峻
事实上，我仅仅是过着平凡单调的生活。
作为一个人——也许需要强调一下，作为人，而不是螺丝钉——我居住在北京。众所周知，我已经结婚，没有儿女，但有一只胖大狂野的猫，长发变成了光头，拥有8个书架和
数千唱片，正在供房，无业，好色，多事，胆小，出没于网络论坛和摇滚乐现场，即使练习拳击也不能遏止腰围增长的趋势——但值得庆幸的是，酒量依然保持在北方男青年的平均水平之上。
在无数次对自己生活的描述中，我掌握了风格和节奏、激情和秘密。我试图超越平凡，改变叙事传统，在简历和自白中打开通往无限的大门，借助极简派音乐、幻想小说和硬边绘画的技巧，洞察内心，改变世界，解码，编码，重新认识和刷新自我，对于生活的秘密，我有权，也许也有能力去窥斑见豹、明察秋毫、水落石出、偷梁换柱、无中生有、袖里乾坤、运筹帷幄……在一份杂志上我被称做“娱记”——啊，一个多么下贱的职业；在一个朗诵会上我被介绍为“都市文化代言人”——其实就是时尚小文人；在一个饭桌上有人突然雄起，拉住我的手说“我们诗人是本真的！”——我羞红了脸，我宁肯没有写过诗……是的我必须开口，洗清他们抹在我身份上的油漆，我必须写更多的自我介绍、自白、自述、自传，把自己当一回事，把自己看成一个宇宙，穷尽一生，为之探索，与之搏斗。我想，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可以向不可能发起挑战，试试吧。
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偏执的想法。
人开始反抗自身和环境的有限性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自觉的生活。而反抗只在此时此地产生意义，我们无法抛开现实而奔向永恒，狂奔也不行。我需要改变现实，哪怕只是一点点，否则创造也毫无意义——你相信有纯艺术存在么？你去精神病院好了。我有过无数偏执的想法，有些已经实现，更多的早已放弃，但本质上讲，我在把偏执转化，引向写作和生活的细节，让它们看起来不那么疯狂，并因此存活下来。我相信所有我尊重的生活也都莫过如此。
我不能把自恋推向极端，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
我怀揣着这样的谨慎，组织演出、介绍地下乐队、接触实验音乐，把乐评和音乐生活看作身体的一部分。从这里我重返青春，为爱而愤怒，为单纯而迷惘——想想看，那些能够一再回到20岁疯狂岁月的人是多么幸福——事实上我习惯于文身和酒精、硬座和方言，也习惯于现在这个放着两台电脑的井井有条的中价位24层两居，它们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我们不被物质左右，除了自恋，没有什么更能让一个聪明人毁于一旦。
所以我愿意这样描述我的生活和身份：一个昼伏夜出的无业者。如果能够，我们还是忘掉诗人或艺术家这样的称呼吧。
我愿意像一个人那样活着。
而我的生活，除了养猫是一件突然到来的事情外，其他的一切都顺理成章，不过是偶然、社会和选择的结果。总是有人在问“最近在干什么？”我无法回答，因为我没有工作也没有计划，我写了几十万字的乐评，现在还在写，我写了十年诗，现在还在写，我安排过演出和朗诵会，出于爱好，我认识一个叫尕刘的人，这值得一提但大家对他不感兴趣。谁说过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来着？真想给他一酒瓶。难道我们就不能对世界和自己都尊重一点吗？每天下午三点我起床，打开手机和音箱，刷碗或读书，盘算着本周的演出和饭局，阳光通常会照进客厅，这一切像性欲和幽默感一样微小、富足。
而这样的生活的确是乏味的。对我而言，人生不过如此，离开子宫，掉进社会，被弗洛伊德和拉康眺望然后定型，接受文明的帮助和控制，被思想和感情棒喝，肉体得到欢愉，精神向四面八方扩散，表达，自满，在单位怀疑多数同事的人格，1999年离开兰州的时候租用了集装箱，有时抽烟，遭受若干有限的挫折后开始发胖，在天亮回家的路上昏睡，越来越地下，越来越像愤青，越来越衰老，有一天梦见了鬼，朋友像流水一样到来，打架，恐惧时常出现，穿上印有福柯名字的套头衫在公众面前讨论疯癫，旅行，不再打算自杀，不再看电视但不拒绝采访，也神经衰弱，在工作间隙做泡妞的规划和预算，未来荡然无存，行动，随时行动。人生不过如此，如此平凡，如此基本，如此容易。
而这乏善可陈的生活，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