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峻
很简单，我需要解决我的孤独。
我收到了回信，来自兰州铁道技校，署名让我犹豫了很久，因为它看起来很像“叶舟”但又不像——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传统文化精品中的书法艺术了吧——这是我第二次
给他写信，这也是我在兰州发现的唯一一个可以写信的诗人。绕过对第一封信的回忆，又绕过对西北师大前任诗歌领袖的揭发，叶舟安排了一个日子。
我来到兰州另一头的该技校，大摇大摆走进了校门，但很快迷失了方向，结果还是回到了校门。问过以后我找到了语文教研组。当时，我东张西望的时候还有另一个矮瘦的大龄青年在楼下左顾右盼，抽烟，昂着头踱步，在小风中看起来很感伤。
楼上的人说叶舟不在，下去等人了。啊，我明白了。“叶舟是不是个子很小？”他的女同事们互相看了看，然后回答我：“是有点小。”
一个小时后我们大踏步穿过和政路市场——注，注意的注，就是你们来到和路过兰州，选择了一个离火车站很近的地方吃饭吃酒吃宵夜，一定会去的那个热闹而且混乱的地方——路上几乎不说话，只是迅速通过，好象去办什么大事的样子。我也没问，心里激动，确信自己已经进入了诗歌史。
走了很远，终于来到另一个可疑的地方。我是说，作为兰州人我从来没有到过的一条幽静的大路背后的一片被白菜叶和烂书皮包围的楼群。在某单元的反面开了一扇门，进去是一个办公室：新知书店。我们将在这里喝点小酒。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新知书店的两位高大的须发异于常人的老板。我和他们爽朗地握手，局促地落座。关于他们，需要拐个弯说说——后来我经常出现在书店的门市、办公室、仓库、书展上，和所有的朋友一样，有空的话还在柜台里帮喜欢我的女店员卖书。后来两位老板闹翻了，分成两家，一家还叫新知，另一家叫读书生活，俨然三联的分号。后来读书生活的这个老板背着海子全集的校样跑了半个中国，吃炸酱面，吃石斑鱼，吃羊肉串，最后还是没出；后来他们的友谊和怨怼结束于新知老板的意外死亡。后来活着的开了学术书店，批发挂历和教材。再后来我发现兰州新开了一家较牛的书店叫纸上城邦，和传说中的台北诚品一样，人们三五成群地进去，跟旅游似的，一打听，果然又是他。
这是我在兰州瞄准的第二位诗人，叫文群。他似乎只在《非非》复刊号上发过诗。
我后来的诗歌生活分成了两半，一半在学校里做老大，在兰州所有高校的食堂和团委办公室搞串联，另一半在江湖上身份不明地出现，作为小兄弟和酒桌上的健将。这另一半，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除了吃喝更好，我还有更多的理由喜欢这一半，比如说大家一般认为我不会跟他们抢女人所以没有人陷害我，比如说学校里实在是充满了心理变态的穿缩水西装的家伙，比如说有叶舟罩着我。
《左边》里不定期出现的那种阔步而来、气宇轩昂的人，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大学里。我在进校后第二个月开始了阴谋夺权的行动，跟一个后来一离开校园就大脑缺氧的、自称写作时产生幻觉看见大海并果断地写下长诗《啊那古老的大海的浪花》最后由谢冕作序出版的、擅长演奏《彝族舞曲》并经常弄得叶舟摘下眼镜擦眼泪以至于我们也养成这一习惯的、一见面就笑谈张子选和杨炼私生活的、在新生见面会上嗓子沙哑地朗诵的、顺利完成本校诗歌史上口语诗向诗歌报风格过渡的、外号教授的、外号马戏团的、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前领袖一起混。通过他的颔首，我成功地绕过大二大三的师兄，在教育系(张子选是这个系的招牌)的分裂分子尚不知情的情况下接过了红旗。事实上，我的速度快得惊人，在得到一个圆形玉玺之后我迅速地在会刊上——就是《我们》——刷新了联系地址，当然是我的信箱。然后通过《海子骆一禾诗集》的销售，结识了上百名善良的群众，其中有我后来的战友、学徒、诗歌姐姐、外校盟军和校方人士，等等。更不用说这时已经接手了前领袖所有的人脉资源，呵呵，这就是斗争。这就是阴谋。在汹涌而来的穿缩水西装的人群中，我因此产生了自己白衣飘飘而其他人灰头土脸的坚定信念。
镜头终于回到新知书店的办公室了，朋友们，酒宴刚刚开始，我不会漏掉任何细节的。
酒宴由15份酿皮和两瓶川产白酒组成，佐以阿诗玛上下的香烟。我的心充满了泪水。是被酒呛的。前辈们用我今天看请我喝酒的小朋克的目光看着我，我一再一饮而尽，并开始唱崔健的歌。前辈们使用了一些电影里的词，就是那种终于找到江湖接班人的场面上用的，我记得当时的情形，没有人带刀，但的确有很多人留着胡子，分别刚刚从西藏、巴基斯坦和北京回来，有的低头沉思，有的开怀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声震落了20米以外藏在树上偷听的奸细。
大家都在唱歌，并背诵仓央嘉措的情诗。歌是汉语版的藏、维、蒙族半流行歌曲——后来我们经常这么干，午夜时分，如果饭馆里还有其他客人，通常都会鼓掌，甚至主动替我们买单，后来，众所周知，邓时代的战车所向披靡，这些歌几乎都失传了——只有我唱崔健的，当然了，他也不是汉族人。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刚唱到B面的时候，我手起杯落，扑通一声，倒在沙发上。一般来说，在兰州，要得到别人的信任就不妨及时倒下并呕吐，这个道理我后来无数次验证过，相信我，没错的。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叶舟已经没有踪影，连张字条都没有留下，而一米以外，陌生人正在讨论合同，天哪，我要闪！我摇摇晃晃地微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天气哈哈哈，然后飘出了门外。我和路面搏斗着，忍受了19年来遭遇的最刺眼阳光，集中了口袋里所有的钱，打着哆嗦进入一家小饭馆，在那里照了镜子——“妖怪！”——洗了脸，喝了粥。啊，新的生活，新的呕吐，新的斗争，新的语言，我走出饭馆，辨认了方向，抬起脚来，想起了一件事：
这灰头土脸的一天，这白衣飘飘的一天，正是我19岁的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