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峻
只有当小知不承认自己是小知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成为小知。
小知识分子，一个可疑的称谓。和很多被定义为“小”的事物——小男人、小女人、小资、小农、小官吏——一样，他们回避了锋芒，让那些“大”和突出的人物去承担责骂
或褒扬，在小范围内自得其乐，出小风头，把玩、挑剔、欣赏、得意，津津乐道并拥有可疑的姿态。他们几乎就要被认为是沉默的大多数了，甚至他们因为识文断字，也经常地自命为沉默的大多数，但问题是，他们并不沉默，只要在不承担责任和不冒风险的地方，小知总是踊跃地露脸和表态。
小知是念过书的，在城市里接受了生活的教育，对人际关系和国际局势都有所了解，平时也会关注文化风云人物的动态，包括已经成为广告专家或画商的中学同学、电影里的艺术先锋和饱受抨击的电视明星。他们是善于发言的，在小报和饭局上，有时候也在杂志和学堂里。他们和小资一样，披着批判的外衣，对社会假装不满，认为道德、艺术和文化都在走下坡路，事实上从中学时代开始，他们就接受了一种不同于教科书的，来自西方古典艺术和现代主义文学的综合教育，例如维纳斯和贝多芬的伟大，例如替人类说话的作家，例如崇高的无限的永恒的超越了生活的美，例如真理。对于自己早已加入，并且正在积极推进的蝇营狗苟深恶痛绝。
是的，生活在别处——这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题目——他们眺望远方，但远方一无所有，他们也深入现实，但现实是曲线救国。他们致力于人际关系，试图改善生活水平，精通各种养生和投机之道，如果你跟他们说不要在谎言中生活，他们就说这是必要的生活技巧，如果你说不要同流合污，他们就说这是忍辱负重。总之精神是伟大的，肉体是渺小的，他们位卑不敢忘忧国，身在曹营心在汉，通过牢骚和抱怨，他们在小范围内胜利地解决了一切矛盾。所以，尽管小知从来都不会从行动上去接近崇高，但他们的腔调要比其他人更崇高一些，并且，进一步的，他们的学历帮助他们建立了雄辩，无论是沉默的大多数，还是低头前进的民族脊梁，甚至拥有平凡美德的文学典型，都成为小知为自己辩解的例证。
因此，尽管小知过分地关心他人的道德——顺便说一句，最近上网，看见青年道德家摩罗痛骂民间思想家任不寐，然后青年道德家余杰又痛骂摩罗，点的都是道德而不是学问的死穴，端的厉害——但他们又在道德的反面，出人意料地假装并不喜欢精英，而是热爱着不那么关心崇高事物的大众。他们善于呼吁和忏悔，及时地感动，经常以人民的名义说话，如果人民这个词显得太大，就换做民间——小知知道自己不够大，因此总是要在身份上找到归属感，借群众的力量达到自身的心理平衡。
这时候小知就不说“少女是上帝的化身”了——余杰，呵呵，瞧这书虫脑袋热的——他们开始分化，变身为民间战士、草根英雄，他们说“人民拥有力量”。人民当然拥有力量，但是从小知嘴里出来就变了味道。人民拉车、洗菜、盖房子、种地、挣扎、毁灭给小知看，并且激发他们的同情，然后把同情转化为启蒙者、领袖或代言人的资格，好象谁声明自己看得起人民，谁就可以盗用人民的名义。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体制化的产物，说话别人听不懂，学术无关现实痛痒，于是他们要替人民反对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写论文、开会、做广告——有个叫于坚的诗人，据说还打算竞选省文联主席，到体制内部去推行民间写作者的声威——，拿刚刚抢到手的发言权来党同伐异，如果你不同意，他们就给你划分到人民或民间的对立面上去。众所周知，后边这件事，号称新左派的新人类们，例如广告高手张广天先生，做得尤其出色。
这时候，是的，这时候小知要抛弃崇高了。他们反过来鼓吹庸俗，凡是恶俗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他们都愿意赞美，从《泰坦尼克》到小燕子赵薇，从网络文学到《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都要赋予没边没沿的意义。好象群众的无聊就是平凡感人的美德，而群众的麻木也是另一种不可侵犯的尊严——从思维方式上看，这跟捍卫非人的道德没什么区别。如果深受教育和习惯的束缚，而身陷无聊，我想还真没有什么奇怪，其中还真的隐藏着朴素的感情，可换了伪装成群众的小知，成天在肥皂剧前面装模做样，思考重大问题，那岂不是可笑？
从某种意义上看，余杰、张广天和于坚，都是小知的不同分形，被绝大多数不敢挺身而出的小知拥为先知。他们之所以如此不同，当然也是小知的特色使然。小知并不是一成不变，他们善于选择一切无关现实的逃遁方式，也善于在逃遁中撒出一切可能的现实烟幕。小知最反感和最不关心的，往往就是他们最善于扮演的，至于扮演精神领袖，还是扮演江湖大王，只要不是自己原来的样子，还不都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