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峻
没有被命名的人是悲惨的，没有归属于一个群体的人是孤单的。眼下，拉帮结派的运动正在蒸蒸日上，一个人如果不是小资也不是中产，不是愤青也不是左派，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人文主义者，不是新贫族也不是漂一代，不是雅皮也不是波波，不是白领也不是人民，不是驴友也不是网虫，不是CS爱好者也不是同志……那么他或她就要冒着被认为不是人
的危险在世界上活。
人们尤其热衷于加入小资——这个可疑的、曾经是革命者和少年血唾弃的对象的名谓，一夜间席卷了中国。如果不能迅速地中产，那么至少可以小资，可以看欧洲电影、吃需要订位的晚餐、喝白水、听爵士、讨论DV和独立精神、同情民工并上网声援一切爱国举动。小资不再代表面瓜和矫情，即便他们真的徒有其表、叶公好龙，也要在镣铐般舒适的体制生活中寻找最后一点尊严。
当然，寻找而未遂——通常是因为高考考残了脑子、人格和胆识在大学受尽盘剥、想象力被实用主义和科技主义教育成零——有文化的人群决定动一些小的手脚，重新阐释他们所做的一切。舒适但向往冒险，软弱但一肚子伟大的人格，膜拜时尚但假装有一类时尚是属于少数人并且自己正好就在其中的……小资没有多少钱，但很会解释自己的把戏，现在他们占领了报纸和电视，将一切自己不能和不敢做的事情判决为越位、不雅和幼稚。
譬如说，我们愤青。
愤青就是愤怒青年。顾名思义，并非所有的青年都是愤怒的，作为偏正词组，它进一步强调了愤怒在一部分青年身上的自觉性，这就从基本语言学常识上否定了小资对愤青的定义——青春期叛逆心理过度并遗留的青年。愤青曾经被认为是关心社会，并且以积极的、批判的方式，或者消极的、背弃的方式去做出反应的青年，前者有鲁迅和张志新，后者有竹林七贤和颓废派，融会贯通的有后来的摇滚青年。人们说社会的进步要按照某种循序渐进的规律，大家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等待乌托邦从天上掉下来，愤青相信这一点，但不相信所有的人都在按照这种最低限度的积极方式生活——事实上多数人都在不由自主地、偶然或经常地破坏这个美好的趋势，熵的概念因而诞生，反熵的概念也因而诞生。愤青就是反熵的力量。
所谓熵，就是“宇宙在能量与物质平均扩散后的状态”，也就是“恶化，败坏系统或社会不可避免的无法逆转的恶化或败坏”。愤怒，从佛教的金刚到摇滚乐的噪音，传达着对美好价值的鲜明的捍卫态度；而愤青，以其直觉和感性，进而借助理论和行动，破坏了被称为“一派祥和”的社会恶化的趋势。他们尖锐，所以不能见容于小资，即使修炼成金刚，也一样有人只看见他们吓人的表情而不是温柔的心。
这样我们就遇到了另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曾经用它来界定弱势群体，但它其实是指美国50年代高压政治下的中产阶级。白人看黑人不顺眼，教会看大学生不顺眼，麦卡锡看谁都不顺眼，整个中产阶级噤若寒蝉，在分期付款和家庭温情方面死守严防，生怕被几个垮掉的一代搅乱了太平生活。这个情况，显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独有，索尔仁尼琴的《莫要靠谎言过日子》和哈维尔的《给胡萨克的公开信》里面也有所论证。王小波用错了一个词，但是开始了弱势群体的不再沉默，可到底又是什么人顺水推舟，偏要把既得利益，甚至既得一点点利益的人群的主动沉默、主动粉饰等同于弱势群体的被迫沉默？
熵因此增，而垮掉的一代因此寻求东方哲学和叛逆，嬉皮士因此倡导爱与和平，朋克因此竖起中指，愤青因此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