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越来越多拥有海外学习背景设计师回国创业，渴望用自己的经历换取在中国更大成功。然后他们中的很多人目前还仅仅是一个非著名时装设计师，在服装界默默奋斗。

　　非著名服装设计师

　　李江虹是一名非著名时装设计师，至少目前仍然是。

　　办公室的门开着，财务抱着一摞需要签字的报销单据冲进来，随后是制版师，他带来的消息是，杭州的面料合作工厂有一款面料的提供出了点问题。他们称呼李江虹为“李总”，她是这家拥有30名员工，两家门市的小服装公司的领导者，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开拓者。

　　门上贴了两只手绘的兔子，一笔一划写着“请敲门”。这是李江虹10岁女儿的作品。

　　她在做一种乐观的假设，假若事业发展成功，在法国的丈夫和女儿就可以到中国来和她一起生活。只是年近40，对于一个海归创业者而言，实在不是可以轻松的年龄。

　　从东四环上京津塘高速，马驹桥出口之后，辗转上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通往一个叫联东U谷的园区，李江虹的虹坊之依时装设计公司就设在此处。园区中大多是化工或机械设备的生产商、代理商，另一家服装企业的主要业务是代工生产衬衣。

　　大约200平方米的工作室是李江虹与合作伙伴买下来的，看起来像是他们一项一早就规划好的事业。墙面和格局有设计过的痕迹，刻意作旧的灰色是李江虹喜欢的风格。每位员工都有自己独立的操作空间，墙头外露水管，更深入的装修似乎没有再进入下去。两个看不出真实年代的旧柜子摆在她办公桌后面，一个有藏族浓艳的色彩，另一个稍矮点的写着“墨子”二字。

　　李江虹是1993年去的法国。那是第一拨出国热的末期，强势涌入的商品经济观念继续冲击着遭到破坏并未修复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基底，生长于那个迥异时代的人们，对于人文之上的环境或是地理之上的国家并没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不过，她还是想抓住些什么。回国之后，她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喝藏红花茶，几枚针状的细碎干瓣在热水的冲泡下迅速绽开团状 褐的茶色，甚是奇妙。但无法要求的是过去缺失的十几年。与她谈论周边马驹桥附近的房价已涨到一万二三，她先是不信，而后惊讶不已。

　　“我现在的工作像是救火队。”她抱怨。每天都是在补之前的缺漏，作为设计师的自主性在她的焦虑中一点点消失。从单纯的设计师转变成为整个公司的操盘手并非易事，很多知名设计师都曾经失败于此，更何况她面对的大背景是中国。每个月20万元的开支令她和合作伙伴胆战心惊，廉价的人力成本与无数小资本的进入并不意味着它等同于30年前的巴黎尚处蒙昧的时装市场。随处都可以碰到自称在投资和从事服装行业的人，但赚钱的依然是少数的企业。才气在竞争中沦为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公司的运行依靠的是混乱但严格的行业潜规则。所有这些，都是2007年公司草创时，他们始料未及的。

　　名牌服装学院毕业生的第一家店

　　第一家“CINQFEVRIER”女装门店是李江虹的心血，从选址到装修都是她一手包办。她被北京当时拥有最火的概念“全北京向上看”的世贸天阶所吸引，在与新光天地两者的选择之中，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签合同、装修、开店，一切准备完全之后，她惊讶地发现商场租赁给她的北区四层，除了她的一家女装店，还有一家麻辣香锅店，几家男装。更可怕的是，人流最少的一个周，来到四层的人总共不到十个。亏得实在是厉害，坚持了几个月，只能关门大吉。

　　严格来说，李江虹并没有服装生意的完整从业经验，虽然她拥有在业界响当当的法国时装学院“ESMOD”的毕业证。ESMOD是世界上第一所时装学院，在1841年由法国当时著名服装裁剪大师阿列克斯-拉维涅(AlexisLavi－gne)设计并创办。近几年，学校的经营权被一家日本公司收购，并陆续在全球开设了19处分部，利益的最大化使得教学质量大不如前，加之近几年出国学习服装设计的中国学生数量逐年暴增，无论是中央圣马丁还是ESMOD，都在失去神秘感的同时，不同程度地丧失了原先在业界的绝对影响力。

　　李江虹几乎是最早进入ESMOD的中国学生。在出国系统学习设计之前，职业是医院药剂师的她仅仅是在中央工艺美院的培训班里速成了3个月。

　　法国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要求学生设计一组“工装风”系列，她以为是设计工作服，就画了一组护士服交了上去。她轻描淡写，关于当年的种种艰辛。她的记忆中，当年教授制版的女老师是从CHANEL公司聘请来的，老太太脾气火爆，以严厉出名，甚至会在课堂上当场撕掉学生的作业，单单对李江虹很欣赏，这个中国女学生一贯表现良好，在最终的毕业秀上，她的成绩位列第四。

　　只是当时的大环境不是太好。巴黎时装界对于来自中国的另一种价值体系持怀疑态度，大公司有着非常森严的门户态度，而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强大到对留学生异国求职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那时的李江虹们无法想象，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如ChristianDior女装工作室和约翰-加利亚诺 (JohnGalliano)这样的级别的设计师，有一天也会吸纳中国的年轻设计师。当然这并不能等同于，法国人的态度从不屑转到折服，老牌时装帝国对这片新兴市场的不信任或许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对中国设计师的突然接纳只是来自需求，他们需要那些有国际化面孔的中国人为他们的新一轮掘金去铺路。

　　4个月的实习之后，她再也没有进入过大公司上班，理由是不适应。就这样，她一直游离于主流的时装界，但从未离开，看着处于中心焦点的设计师换了一茬又一茬。而当年一起从ESMOD毕业的另一位北京女孩，在时装界闯荡多年无果之后，到德国做起了电力行业的生意，如今小有成就。

　　她和六七个在法国从事服装设计的朋友一起，组成了一个非固定的团队——除了每年参加一次国际性的展会，他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是每个人随便拿出几十件设计的衣服策划一个展卖，像创意市集一样，准备各种吃的喝的，叫上各路朋友来参加，大家愿意买就买一点。

　　说实话，很少有中国人这么放得开。“出息”这个词在中国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和各成体系的标准，无论身在何处，我们熟悉的是排得密密麻麻的前途和竞争。几乎不太有人相信还有真正的热爱，因为一切热爱终究都是充满期待的利用。

　　“如果再晚上十几年，你现在是一个20出头的人，你还会选择这样的生活吗？”我试图激起她内心可能存在的共性——越来越多拥有海外学习背景的设计师回国创业，大大小小的服装公司分布于北京郊区的各个开发区，他们往往充满了表现欲，渴望用自己的经历换取在中国的更大成功。

　　“我对这种昙花一现的事不感兴趣。比如说，我并不满足于在简历里写上参加过某某时装周，我如果要参加，就是准备好了要让权威的人也为我叫好，否则我不会去参加。可是我现在没有准备好，如果我这一关走过去之后，一切都会顺理成章，但我不会人为加快速度，更不会为了市场效应做这些事。”

　　不过她也在问自己，长期以来自说自话的中国市场，对于真有正价值的时装的标准尚无定论，谁有资格评价你的美？又有谁真正会懂得谁？

　　包括商场服装部的经理在内，他们常常对李江虹的服装不解，你的衣服是什么风格，又是面向哪个年龄层的人？她没有用年龄和功能区别客人，区分客人的是阶层，她的目标客户是任何年龄的女中产们。但这是一件不被理解的事，在她没有参与的十几年里，中国消费者已悄然形成了自己的消费习惯，中国人不懂更不习惯设计师品牌——提供一年四季从内到外适合各种场合的衣服。他们会在不同的店里选购不同功用的服饰。年轻的客人喜欢CINQFEVRIER的设计，却认为面料太厚重，年长的客人喜欢高质量的材质，却无法接受过于潮流的设计处理。大多数人还在寻找个人风格，在这个过程中止之前，你不能要求他们拥有品牌的高忠实度。

　　他们的希望

　　她并不是孤单的，相信无论是谢锋、罗铮，还是那些刚回国的设计师，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如此痛苦的挣扎，只是，李江虹进入得太晚了，她没有太大的几率可以培养和扭转业已形成的惯性。她想寻找这个市场的参照系，在标准明晰之前。她带着女儿到商场里卖得最好的女装店里 “明查暗访”，她告诉女儿，以后妈妈的设计要走这样的路线。女儿心直口快，反问道，你真的要做这么难看的东西？

　　她夏天的衣服卖得并不好，因为大多衣服都没有袖子，而且领子开得很低，客人们在试穿的时候同一个动作是往上扯，同时低头看会不会露。那些在上世纪90年代欧美流行过的解构时装，在国内依然是设计和穿着的主流。在这里，最畅销的衣服往往与潮流无关，她以为是潮流主导市场，却发现实际的市场反应比潮流要晚个好几年。

　　改变自己比改变环境容易得多。做零售只是半年，她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与法国婆婆聊天，婆婆说看新闻中国有很多工厂主虐待工人，告诫她千万不要这样做。李江虹哭笑不得。员工们在每月的绩效统计表上标注自己一周内总共加了0.3小时的班，要求她付加班薪水；而一些制版工人为了每个月多拿到100元的工资，二话不说卷上铺盖走人。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她有点迟疑，“现在在中国说有理想，是不是很Out?”

　　“如果说我运气更好一点，如果几年之内我没有被市场打垮，那我希望在中国做一个有国际背景的时装人。”她说。

　　在中国，怎么才能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