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分心理”
作者|伊森·沃特斯
伊森·沃特斯美国著名作家、记者，过去30年以来长期致力于精神医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非虚构写作，代表作《城市部落》《制造怪兽》。他的著作曾入选美国“最佳自然科学”系列丛书。作为记者，沃特斯的写作生涯开始于调查并报道日托儿童虐待、撒旦教阴谋论以及其他都市神话，他也是第一位在美国国家级的刊物上曝光心理治疗师族群中所存在的故意暗示引导他们的病人陈述自己有“被恢复了”早期童年创伤记忆的记者。沃特斯目前与太太和孩子生活在美国旧金山。
*本文节选自《像我们一样疯狂》第一章：中国香港——厌食症的兴盛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独家授权
“真正坏事的，是让人类的心理地貌不断扁平化。”
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有的心理保健文化，然而，就像生物多样性在急遽消失一样，不同地域对于精神症状的差异性理解和不同疗法也在消逝。
在这本享誉心理学界的非虚构著作中，心理学记者伊森·沃特斯质疑到：全世界人对心灵的理解是不是都变得更“美国化”了。
这位美国著名作家深入香港、斯里兰卡、桑给巴尔、日本四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以典型的心理疾病案例，揭示了它们被创造出来的过程。原本，每种心理疾病都是有其自身文化的土壤和特点的。但美国输出的心理疾病诊断标准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通行标准。背后的推手，就是医药商业利益。
在本书中，你可以看到厌食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分裂和抑郁症在不同文化中的“地貌”。本书具有强烈的颠覆性：美国心理学在不知不觉中将全世界如何“疯狂”的方式变得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同质。本书文字生动，值得每一个热爱心理学、关心自身处境的人阅读。
“精神医学理论无法抵赖自己在厌食症的话语领域塑造的社会发展轨道。这些话语，既描述了个体的悲剧，也唤起了大众的忧虑。”
——李诚
李诚（Lee Sing）医生是厌食症研究方面的一位杰出中国学者。去拜访他的那天早上，我乘地铁从香港市中心，到沙田郊区的威尔士亲王医院。
……
那天早晨《标准》上最重磅的报道——那天香港每家报纸的封面故事，都是关于艳照门——几个当地最知名的明星演员的上百张裸照被发布到网络上。同一周内，加沙埃及边界爆发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一场暴风雪席卷了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威胁着新年假日出行的上百万旅客。然而，没有任何消息可以与这场性丑闻抢夺头条地位。所有的人——从政客到专栏写手，都觉得有必要批评这些年轻女人的举止行为。甚至香港天主教会主教汤汉（Tong John）都就明星的罪性与礼仪发言，强调“保持我们心灵的纯正”和“不要再发布和流传这些照片”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很难说这些广告、图片、明星八卦究竟对普通的香港少女内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然而，不难令人猜测，这一系列信息会使她们对女性的身体形象、性、青春、美以及衰老等一系列主题感到非常的困惑和矛盾。有些场合，人们崇拜年轻女人的吸引力，而另一些场合，她们却被羞辱，被公开地恶语中伤到无以复加。无论香港的少女们由此拼出一幅怎样的成年世界图景，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其中必充满冲突。在这样的环境下，大部分美国或欧洲人都不会对过去15年来这里厌食和暴食症（bulimia）的急速飙升感到奇怪。他们也不会奇怪艳照门丑闻的其中一个女星就一直挣扎在暴食症中。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人会认为厌食症的诱因是一些文化暗示，但是他们通常对这些文化暗示的内容有着较狭隘的理解。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厌食症由于其相伴随的对肥胖的恐惧以及并发的躯体变形恐惧症，一定是由于特定摩登文化对苗条的女性身体的固执追求，而文化又把自己的迷恋与癖好传染给了年轻女子。就像我们出口了自己对骨感模特的迷恋——我们的芭比娃娃和我们的凯特·摩斯（Kate Moss）式时尚——我们觉得饮食失调（eating disorder）紧随这些意识而来是十分合理的现象。
但是，即便这种常识性的因果很可能是全部问题的一块，李诚的研究却显示出有其他的、更隐秘的跨文化动力作用于其间。厌食症如何从美国的城郊中产社区传播到香港，真实的全貌要更复杂，且从很多角度来看，都更令人忧虑。结果就是，西方世界不折不扣地是亚洲地区饮食失调增加的罪魁祸首，但并非由于那些似乎显而易见的原因。
穿过沙田，我在威尔士亲王医院迷宫般一幢幢多层建筑中找到了李医生小小的办公室。助理将我引见给他，李医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年轻。他49岁，尽管看诊、教学以及管理一个情绪障碍治疗中心的繁忙工作花去他大量的时间，李诚仍然在学术上颇有建树。
李医生已经坚持20年不间断地记录把美国版的厌食症带进香港的文化潮流，尽管已经做了这么久，谈起这些谜题时他还是充满激情。他是第一位记录这些厌食的中国女性的学者。他所做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在这个疾病变得人人知晓之前，中国的厌食症病人与那些西方的患者毫不相同。这些非典型的厌食者——他这样称呼他们，表现出一系列的症状均有别于他们的西方同伴。特别是，西方厌食者身上常见且典型的肥胖恐惧，他们没有。
短时间内，香港的厌食症病人的症状呈现就有了变化。香港病人原有的一系列特殊症状开始消失。曾经是罕见病症，现在被这病的美式版本取代并大范围流行起来。若我们能理解这些剧变背后的各种动力，就可以解释厌食症为何会在香港变得如此广泛，但更重要的是，或许我们还能重新思考这疾病背后的西方世界处在怎样的态势中。
一个病人的死20世纪80年代，李诚在英国完成学业和训练回到香港，他接受了威尔士亲王医院的工作，开始寻找华人中的厌食症患者。和许多其他年轻的精神科医生一样，他在英国学到了关于厌食症是什么样子，对这种病症的本质矛盾感到十分好奇：为何这些有着充分资源的年轻女子们要饿自己？
当李医生开始他的研究的时候，长期以来的信念——饮食失调仅存于美国与西欧，刚刚开始出现崩塌的迹象。尽管饮食失调领域的知名专家直到1985年仍然在断言，美国之外没有厌食症，俄罗斯与东欧却已经出现了病例。虽然人们仍然相信拉丁美洲国家绝少有厌食症，但学者和临床心理师在日本与韩国也开始发现年轻女性中的厌食症患者。
当时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人们对此病闻所未闻。李医生翻遍了中国两家最主要的精神医学期刊，连一篇报告中国女性厌食症的论文都没有。无从下手，他只好开始翻查威尔士亲王医院的患者数据库。彻底梳理1983~1988年的档案之后，他也才勉强找到10个有可能是厌食症的病例。鉴于这家医院所诊治的病人数以万计，李医生认定，厌食症在香港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病症。1989年，他首篇关于厌食症的论文发表在《英国精神病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题为《香港的神经性厌食症：为何在中国寥寥数人？》（Anorexia Nervosa in Hong Kong： Why Not More in Chinese？）
如此低的厌食症患病率，对李医生来说是个尚未被解开的谜。也许是中国文化的信念或行为包含着保护性的机制。他知道，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对肥胖体型鲜有诋毁。相反，中国的俗话说“能吃是福”，增重也被说成“发福”——有好福气的表示，还有“胖子运气好”。李医生也认为，相比于西方女孩，中国女孩青春期发育开始较晚，这本身也是一种保护因素：晚一两年到来的生理变化，多一两年的时间让情绪发展成熟对女孩来说，面对青春期的心理压力都会相对小一些。
但是，即便是把这些差异都加以考虑，李医生仍然无法理解为何本土青少年中如此罕见厌食行为。不管从哪方面看，香港都是很容易产生厌食症的土壤。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个摩登都市接受并融合了许多西方价值观、生活饮食方式和穿戴风格。这里有快餐店，也有健康俱乐部。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瘦削的明星一样被当作偶像。这里的文化是家长制的，父母给孩子、老师给学生们许多竞争的压力。中国文化对吃的痴迷，以及家人必须团聚用餐的层层意义，照理应该对青少年形成很危险的引诱——她可以借拒绝食物的行为来向周围的人表达心理上的苦恼。
所有在西方社会被标示为厌食症的触发因素的东西，看起来在香港都充分地存在着，然而，进食障碍（饮食失调）还是很少见。李医生怀疑另有一些因素——一些在西方的学术文献中还没有被充分考虑的致病因素，在香港是不存在的。这个因素会是什么？李医生也只能猜测。
在治疗他能找到的仅有的几例病患的同时，李医生发现了另一个谜题，他注意到，香港的这些厌食女性与他在英国受训时研究的病例很不一样。她们的差别大到一定地步，让他怀疑自己所看到的究竟还是不是厌食症。为了描述这些差异，李医生向我讲述了他所治疗的第一批病人中的一个女病人的故事——31岁的销售助理，我暂且称她为阿娇。
李医生对1988年那天第一次在医院的检查室见到阿娇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尽管从自己的研究中，李医生深知厌食症病人会瘦成什么样，但一看到阿娇，他还是不由得大吃一惊。“她憔悴得不可思议——简直就和一具骨架没两样，”他回忆道，“她的眼窝深陷，两颊凹下去，皮肤苍白而冰冷。”她头脑尚灵敏，但是对交流没有回应。身高5英尺3英寸（约160厘米）的她，理想体重应该在110磅（99斤）1磅约0.45千克（0.9斤）。——译者注左右。没错，4年前她的确有那么重，直到她开始慢慢耗竭。等到她开始求医，体重已经只有48磅（约43斤）了。
体检中，李医生注意到阿娇的皮肤干燥且体温低于正常值。更令人担忧的是，她血压过低且心跳每分钟只有勉强的60次。让阿娇喝下钡餐后，李医生用X光透视检查她的食管。他还用内窥镜检查了她的上部胃肠道系统，看看有没有阻塞或破损。在排除了所有的器质性因素之后，李医生开始尽力拼凑她的个人经历。
阿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连她在内父母养活下来的有3个孩子（有两个男孩出生后没多久就夭折了）。她就在这个靠近香港的农村工薪阶层家庭长大。和香港地区很多家庭一样，家人之间虽然在实际上保持距离，但情感上又有点纠缠不清。为了养家糊口，父亲有很多年不得不出远门在外打工，然而，当他在家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传统上的一家之主，所以要求家人表现出绝对的忠实服从。探家的时候，父亲常常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训斥阿娇和妈妈，比如，她们偶尔打断了他说话；父亲也毫不顾忌地直接表示对阿娇学业没有起色的失望。妈妈是个传统主妇，对丈夫俯首帖耳逆来顺受，她在当地社群中也比较孤立，因为只会说客家话。这个家庭说不上其乐融融，但也没有心理疾病家族史，更不存在性虐待、家庭暴力或者饮食失调。
阿娇与食物之间的纠缠是从4年前开始的。1984年，男友突然离弃她，移民去了英国。他的离去让她陷入绝望，开始绝食、断食。家人问起时，她的解释是肚子痛、不舒服。与此同时，她越来越不愿社交，甚至丢了工作。刚得病的那几年，她看了好几位不同的医生。家人和医护人员都劝她多吃点。尽管这样，她仍旧年复一年地消瘦下去。
李医生在初诊与她谈起个人经历时，阿娇时有哭泣，但大部分时候看起来只是悲伤而疲惫。
“你觉得你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李医生最后问她。
“肚子胀，还有，瘦。”她回答。
“还有呢？”
“心情不好，很难形容……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她说着，啜泣起来。
“你的情况，有没有一个名字能命名它？”李医生问。
“我不知道，”她说，“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病吗？”
李医生请她画一幅自画像。这个技术常被用来鉴定厌食患者是否对自己消瘦的躯体有扭曲的认知。阿娇画了一幅火柴人的图交给医生，图画和她瘦骨嶙峋的样子十分吻合。
阿娇的表现给李医生留下了一个谜题。一方面，她显然快把自己饿死了；另一方面，她又在很多地方不符合美国的神经性厌食症的诊断标准。那本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出版的《心理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更新了第三版，很快就成为全世界的标准。那里面说道，神经性厌食患者不但固执地保持低体重，而且还会表达一种“对肥胖的强烈恐惧”，甚至在自己已经体重过轻的情况下仍不消除，并且对自身体型的认知扭曲，例如，声称“瘦弱不堪时仍觉得胖”。
但是阿娇丝毫没有对体重过重的害怕。相反，她对自己羸弱的身体形象没有任何认知偏差。她对自己的形容和李医生看到的没有什么差别：木棍一般瘦到有生命危险程度的年轻女子。
当李医生用当时的厌食症标准问卷给她做测试的时候，得出的结果也和一般医生预计会看到的西方厌食症患者很不一样。比如，阿娇坚称，自己从来没有故意限制自己的饭量。他知道，西方的厌食者通常会承认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食物分量的问题。医生问到她为什么常常整天不吃饭时，阿娇会说她就是完全不饿，同时指着自己肚子左侧说，那里常常觉得肿胀。
这些偏离西方诊断标准的症状不止表现在阿娇一人身上。李医生在此期间面谈的或治疗的香港厌食症患者大多否认自己害怕变胖，也不打算为了美而减肥。他们常常讲的反倒是想要恢复正常体重。若让他们解释自己拒绝吃饭的行为，他们通常会把它归咎于躯体原因，例如，胀气、喉咙里面卡住或者消化问题，抑或胃和腹部总有饱胀感。他们常常主诉的“没有胃口”也和西方专家对厌食症所列出的观念相左。精神科医生希尔德·布鲁赫（Hilde Bruch）写了《金笼子》（The Golden Cage）这本关于厌食症的有影响力的书，作者非常肯定地说道：
“患有厌食症的病人并无胃口不佳之苦；恰恰相反，他们对食物和吃充满了疯狂的迷恋。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和其他饥饿的人是一样的。”
作为一个群体，香港的厌食者在其他方面也和他们的美国同类差别甚大。他们并不是西方文学讲到厌食症时描述的那种“千金小姐”。厌食症在西方被看作那种有钱、受欢迎且前程似锦的年轻小姐才会得的富贵病，这些小姐常常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学校或体育上是完美主义者。可是李医生的病人却多半来自贫穷家庭，在学校里也属于成绩不怎么样的那一群。西方厌食者身上有时可以看到的某种道德优越感，在他们身上也毫无迹象。
更奇怪的是，他们常常来自偏远的村子，医生觉得那些地方的民众不可能首先受到西方流行文化的影响和感染。他们根本不是读了什么节食书籍或者参加了时下流行的健身运动后开始饿自己的。李医生的这些非典型的厌食患者完全不属于那群爱跟随“闪舞”时尚美眉或跳“爵士健美操”的都市丽人。如果西方流行文化的影响是这个疾病的核心，那么绝对应该另有一群香港人病得更惨。香港一直是，且仍旧是最国际化的都市之一，有足够庞大的青少年和女性群体完全生活在西方流行时尚和文化影响之下。但是李医生的病人并非来自这些上流潮人。（*原文此处是jet setting，指常常乘坐喷气式飞机四处旅行的时尚人士。欧美时尚杂志常有以“jet set”为主题的服装搭配编辑，象征一种富裕、高级的时尚感。——译者注的亚文化社群。）
李医生对自己在西方受训时所积累的临床知识有着诚挚的敬意，但同时他也知道，这些知识蕴含着冲突和挑战。随着DSM成为全世界诊断心理疾病的标准，人们越来越容易抹杀不同的疾病之间的症状差别，让它们削足适履以“符合”西方标准。然而，李诚医生深信，他所目睹的香港患者和西方厌食症患者的症状差别有着深刻的意义，可以让人们对这种疾病有更深的洞见。他知道，若要真正明白这些香港患者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必须对这些差异刨根问底。
阴、阳与气尽管李医生不确定阿娇是否该被诊断为厌食症，她的确需要立即的诊治和救助。在李医生的帮助下，她开始住院治疗。但是，作为一个病人，阿娇显然不太听话。她换着法地编出一系列理由来拒绝营养师为她安排的饮食。李医生猜测，她对营养师的抗拒可能和中西医药观念的文化冲突有关。于是，李医生先请来一位中医，后来又加上一位气功大师，指望能从文化的角度减少阿娇对治疗的抗拒。中医师对李医生说，阿娇的情况是由于肝脏和脾胃的各种不调导致的。中医解释说，她失恋的过度伤心导致了肝气郁结和肝脏功能衰退，而这又导致脾胃的紊乱。于是，阿娇身体无法正常吸收营养，不能把养分变成“气”——滋养身体和生命的能量流。这一切，又导致虚弱的心脏和衰退的肾脏功能。此外，中医还说，阿娇的身体存在着一种叫作“阴盛阳衰”的不平衡现象。
由于她身体每况愈下的开始是肝脏功能不调，中医师建议阿娇先服用草药，纾解肝气并修复肝脏。医师说，这样的治疗，可以帮助阿娇释放失恋记忆带给她的病态负能量。可是，阿娇拒绝服用医师调配的汤药。
气功大师则更是徒劳。和中医一样，他也相信阿娇的“气”极度虚弱。他发功要把阿娇郁结的“气”打通。可是到第三次治疗的时候，气功大师放弃了，他告诉李医生，病人“执意不愈”。
中医西医都对阿娇收效甚微，阿娇决定出院不治了。1988年圣诞节前夕，她办理了出院手续。尽管在住院期间，她的体重从48磅（43.2斤）上升到了59磅（53斤），仅仅两周后，回诊时她就又掉了4磅（3.6斤）下来。她拒绝再次入院，也开始回避门诊治疗。随后的几年里，李医生做了两次家访，希望劝她回来继续治疗。在这期间，她的体重又掉回到50磅（45斤）。
1992年，李医生再次探访她。他带了两位医学院女生随行。阿娇此时看起来就只剩一具骨架，并且出现了心悸和下肢无力的症状。她的两颗门牙由于萎缩而不得不被拔除。阿娇的妈妈打手势告诉李医生她还是不怎么吃饭。因为妈妈语言不通，他们找来一位邻居向她解释阿娇必须立刻住院治疗。邻居说道，村里很多人都想鼓励阿娇多吃饭，可是没有一个人成功。邻居还问医生这奇怪的病究竟叫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探访后，李医生和他的学生带着阿娇在村子里短短地漫步了一会儿。阿娇给学生看自己得病前的照片，当学生说她看起来很漂亮的时候，阿娇似乎挺高兴。她问这两位同学，是否会因为她现在可怕的样子而拒绝和她做朋友。探访结束的时候，阿娇答应会考虑再次入院治疗，可是过了几天李医生再打电话来的时候，她就改了主意说不来了。
然而仅仅两周后，阿娇就被送进了威尔士亲王医院的急诊室。她的状况非常糟糕，只有42磅（37.8斤）体重，血压低得可怕，骶骨上也出现了褥疮，连一点点轻微的动作都让她倒抽着喘不过气来。唯一让李医生放心的一点是，这回她愿意住院了。
住进医院后的第一天，李医生注意到阿娇的一个积极的变化。她询问了关于职能治疗的转介信息，想学习打字和电脑技巧。她希望这些可以帮助她以后找到好一点的工作。一些一直跟随她的案例的医学生给了她一顶帽子和一条丝巾作为礼物。礼物给阿娇带来了快乐。她还要求理发，并且说起要有一个“新的开始”，还开始吃小口的食物。
两天以后的清晨四点，阿娇的心脏终于衰竭停跳。尸检显示，她的多个器官由于长期饥饿而萎缩，除此以外她没有其他疾病。
挽救阿娇的失败，使得李医生重新燃起对香港厌食症病人的意义的研究热情。回想阿娇的病史，他越来越确信西方的厌食症概念——关注病人的肥胖恐惧和对体型的在意，对类似阿娇这样的病例根本没有什么帮助。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全球通用的厌食症模板，而是对左右该疾病的个人与文化力量的本土化理解。李医生相信，依赖一个通用模板甚至比无效的治疗更糟糕。西方诊断标准越来越广泛地应用，这些诊断背后的许多西方假设有可能导致本土的临床治疗师对自己不同文化下病人的独特现实状态犹如睁眼瞎一般视而不见。
亲身体会与全球传播李医生知道，他必须在两种层面上理解厌食症。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女性出现饿自己的行为；另一个问题是，当保持饥饿的自我约束开始在她们的生活中占据主导时，她们的身体和头脑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李医生觉得非常有必要了解厌食症的躯体体验究竟如何。“我对这个基本问题十分好奇：她们是如何做到就吃那么一点点？”李医生回想道：“为何午餐时间对她们来说根本无所谓？向身体发出吃饭信号的生理时钟被按停究竟意味着什么？”
所有的健康医疗专业人员都崇尚共情。但是这是一个又飘忽又无法测试的品质。一个医生可能自己觉得能感受到病人的内心世界，可是谁知道真正的事实又如何？尤其是当医生面对的是一个有严重心理疾病的病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医生，能够和这位病人的心灵产生共情的联结吗？李医生意识到，和其他心理疾病不同，厌食症患者的医生可以有机会感受一下病人体验。因为最核心的症状——限制饮食——是一个外部的行为。李医生看到了一个实验的机会。他决定来模仿厌食症病人早期阶段的行为。
“我下定决心，”李医生说，“要真的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我需要自己体验一下。”于是他开始急剧减少食物摄入，完全取消了午餐。他也开始了高强度的运动。和所有节食者一样，他一开始感觉到正常的体能和情绪的低落——靠着不足的卡路里，他的身体要勉强撑过一整天的工作生活。几周后，他减掉了5磅，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每天都是跌跌爬爬熬过去。又经过一个半月的饮食限制，他又少了5磅，感觉丝毫没有变好。他的肚子又痛又咕噜噜叫嚷着需要食物。
到了大约第三个月，他的身体似乎出现了一种状态的变化。他的能量慢慢回来，情绪也好转了——不只是好转，实际上，他觉得好极了。他能更晚睡觉却更早醒来。他出现一些以往他会认为是病人身上才可能有的行为。比如，每天早上乘电梯进办公室时，他用电梯里的扶手锻炼胳膊。他开始感觉到过度的警惕，并觉得对自己的身体和生活都有尽在掌握的感觉。一天中的大部分时候，他能感觉到一种长跑者在尽兴的锻炼中才能感觉到的“高潮”般的愉快兴奋感。他的饥饿感——那曾经成月成月发出震耳欲聋的警报声的感觉，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微弱的背景噪声，他轻易就可以忽略掉。
他发觉自己开始有点超越他人的优越感——别人似乎都被自己不停的食欲所统治。他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尝试节食减肥的人没有意志坚持下去。他发现，他对自己能如此意志强大地把计划进行下去感到超乎正常的开心。再下来的10磅轻而易举就减掉了，而他的朋友和家人开始评价他过瘦。这时他已经减掉了体重的12%。
尽管李医生感到自己想要保持这种严格的饮食限制，他还是成功地甩掉了这些节食行为。他给自己的理由是，他很快需要去伦敦参加皇家学院精神医学科的大考，他担心自己缺乏营养的身体无法满足考试所要求的智力表现。这是一个危险的实验，但很成功；他听见了厌食症病人常常听见的海妖歌声——它迷惑这些病人直到丧生。
曾有他的一位病人对他说，得了厌食症感觉就好像踏上了一列火车，而发现自己误入歧途时已经为时已晚。那位病人感觉自己已经无法自拔，只好让火车带着她去向终点。李医生现在开始有点明白她所形容的这个象征，是厌食症背后怎样的一种心理动态。他让自己饿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节食从起初的意志选择已经蜕变成一种危险的上瘾行为。
就在李医生关于香港厌食症的第一篇论文即将发表的时候，厌食症的研究领域也正在产生许多变化。零零星星的案例报告随后而来的是在非洲、印度和中东都出现的厌食症大爆发。一项调研显示，尼日利亚的学生在饮食失调的测试量表上得分和西方学生竟然一样高。在东方——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厌食症也都越来越普遍。
当时热门的解释是，西方媒体影响了全世界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看起来，随着西方明星和模特变成全世界魅力和吸引力的标准，厌食症也接踵而至。尽管听起来这就是常识问题，但是研究者要试图证明西方文化影响和饮食失调之间的联系时，却遇到许多挫折。通常这种研究会找一群移民女性，测量她们饮食态度的正常程度，同时再用一套问卷，意在测量她们对新家园的文化同化程度。这里的假设是，以西方文化为“正常观念”的女性在饮食失调的筛查表上得分应该更高。
可惜的是，大部分时候这些研究根本无法证明这些看似常识的现象之间有因果关系。在一次回顾调查中，一些美国研究者整理了18个这样的研究项目，得出的结论是：“尽管长期以来有这种假设，人们越多暴露于西方文化，就越多患上饮食失调的风险，本次对文化同化研究的回顾却显示，没有迹象可以证明两者的关系。”学者们注意到，这些研究中的大部分无法证明文化影响与饮食失调的关系，而有小部分似乎证明了两者关系的，又被另一批研究结果提出反例：在这些研究中，那些接受西方文化同化的移民女性比起她们坚持自己传统信念和习惯的同胞，在饮食失调量表上的得分竟然更低。
后面这一部分显示出，文化影响与饮食失调的负相关的研究是最有争议的，因为它们直接挑战了人们普遍接受的常识——西方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态度是饮食失调真正的病理来源。然而，一再的研究结果，包括对英国的南非洲裔女生的研究，都持续显示，那些对西方文化认同程度低的女生反而有着更低的身体形象满意度和更多的病态饮食行为。对澳大利亚香港移民女性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和上述的结果也出现惊人的一致。
对病理学家而言，很显然，在全世界传播饮食失调的并不只是西方时尚、节食或流行文化因素这么简单。究竟是什么在推动这种疾病的全球散布，仍然是争论的炙热焦点。如果像李医生发现的那样，本土厌食症的形态常常与DSM的版本截然不同，那么也许就不存在普世的厌食症致病因素，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统一的疾病。又或者，还有其他导致这种疾病传播的丝丝火花，只是我们还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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