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摩卡是在一家叫"天使之翼"的咖啡屋，她在一个靠窗的位子上静静地坐着，见到我，微笑着站了起来：青铜色的瘦身旗袍，恰到好处地短到膝盖；清汤挂面式的中分长发散发着微微的香气；化着妆，但不是很明显，非常贴切地掩饰了她脸上些微的岁月痕迹，阳光浅浅地打在她的脸上，粉红的嘴巴，小鼻子，微微凹陷的大眼睛一眼看进去带着股浓浓的幽怨。当她一开口说话，却是典型的山东人的性格：爽朗，直接，嗓门还有点大。

　　18岁到25岁时，我不让任何男人上我的床；25岁到30岁，我以为只有一个男人可以睡我；30岁以后，我希望跟任何我喜欢的男人有身体关系。你一定以为我是个性亢奋的淫荡女人，不，我不是。我今年32岁，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男人只有一个，而且看目前这样子，这个数字很有可能继续保持下去。

　　我1972年出生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小农村，父亲是个社办教师，村里唯一个吃"皇粮"的，但我们家的境况并没有因此比普通的农户好多少。67年从部队回来的父亲选上的社办教师，干我们那片儿的"屯里农中"校长，待遇是"工分加补贴"，每月领8元的工资，比普通教师还多2元。第二年底农村中小学下放到村里来办，为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时父亲只挣工分，没有补助了。一直到了73，74年，父亲读了两年师范转上了公办教师，领上了25块5的工资，人称"来扫扫"，我们家已经欠大队太多的工分，都得用现金来还，父亲那点工资补了窟窿后用来生活的所剩无几。

　　那年我刚满两周岁，哥哥五岁，母亲独自操持家计，也就是是勉强支撑着不至于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年到头只有大年30儿的晚上才能吃上顿不搀黑面的白馍馍和猪肉饺子，最困难的时候还整天啃地瓜叶子和玉米面做的菜蛋子，从泡了一层大白蛆的

　　我不知道这对哥哥的成长有什么影响，但对于我来说，这使我长成了一种自闭阴郁的性格。我上高中的时候全家"农转非"，搬进了县城里，还分上了一套公寓房。开始的时候我们家确实高兴了一阵子，可是不多久，矛盾就更加激化了。我们家本来就底子枯，跟城中一般景况的家庭相比，收入也少得可怜：我和哥哥的工资都是100多块，哥哥的厂子效益不好，还经常停发工资，他结了婚后也不再往家里交一分钱；父亲倒是旱涝保收，全部工资也不过300多块；母亲也曾找过不少活儿干，在铅笔芯厂装铅笔，糖果厂包糖，她还做过衣服去集上卖，结果都因为挣的钱少得可怜，她身体也支持不住，就罢了。这样我们家一个月全部的收入加起来不超过500块，母亲还要月月存一些，经济状况是越来越见得捉襟见肘。

　　我和母亲的关系由于钱的问题变得很不好。这直接表现在我的找对象上。我交过的男朋友她没有一个满意的，不是嫌人家农村户口，就是嫌人家没本事。我知道她是指望我有朝一日飞上枝头，让她大富大贵。可我既没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更没找到一个让她满意的。或者是我看上了，不符合她的条件，她大刀一挥，就给我斩掉了。就这样，我从18岁开始正式谈对象，到了23岁还是形单影只。小城那些帅气时髦的男孩全都没有我的份。在日常上班的路上，我经常看到那样的优秀异类，他们穿着罕见的时髦衣服，留着前卫的发形，英气逼人，气质超凡，常常是三五成帮，来去无形。他们都非中规中矩的"有为"青年，但过着令人羡慕的自由而神秘的生活。我也曾与其中几个有过眉来眼去的历史，我们都被对方的气质所折服，脉脉含情，隔着一条街暗送爱慕的秋波，每次都是留下深深的一瞥，最后擦肩而过。我不足够漂亮有名，没有胆量和脸皮去主动出击，也没有这样的人前来钓我，所以总是没有上手。对我来说，他们是天上隔着许多光年的星星，又亮又硬，我只能爱慕地看着。

　　本文选自《我把男人弄丢了》一书，瀚涛文化工作室授权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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