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美丽岛》更美丽的

　　《名仕》：刚才你谈到两岸的关系有所好转，你的歌好多内容涉及海峡两岸的，你对目前的状态怎么看?

　　罗：算是满意，今年到目前为止算是满意，去年很坏。我认为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而且像《美丽岛》这张唱片是去年11月出的，让我很满意的一点，它是出在台湾最坏的时候，很多事情真假莫辨，老百姓讲不出话来，各方面很复杂的情况。我相信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您认为最好的时期，是不是因为连战先生过来了，宋楚瑜先生过来了，郁慕明先生也过来了，都是些利好，预示着一个好的开始，大家可能比较认同，是不是有一种表象?

　　罗：你们看吧，以前双方打得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的，现在过来你觉得大家还需要打吗?这种情况至少值得我们开心嘛!否则越来越沉闷，找不到答案，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不沟通，现在这种情况多好!

　　《名仕》：你接下来的使命是继续批判呢，还是出一张比《美丽岛》更美丽的东西去歌颂呢?

　　罗：这样讲，假如说旁边的音乐太多的时候，我就少写歌；当抗议的声音多了以后，我自己就会写一些情歌，当不再抗议的时候，我就会站出来，我想追求一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这个事情会越来越好，在这个越来越好的过程中你打算做些什么?

　　罗：我想会继续写歌，但是自己的歌曲会变成什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世界是不能保证的，我们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一定会变成怎么样，就像我不能保证说今天5点钟暴雨就会来一样，谁会知道“海棠”完了之后，又会有一个“麦莎”?我明年的音乐会是什么样，我不能保证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我还会努力，矛盾的平衡嘛!

　　《名仕》：你最近几年也经常来大陆，能不能谈一谈对大陆的观感?

　　罗：车子在路上开，你会觉得北京这地方确实不错，你们每天生活在这里可能不觉得，我觉得我特别能感觉就是“绿”，叶子很茂盛，每每是一大片，当然是说夏天。去长安大街两边看一看，叶子全都是向上的，这可能是北京1000多年的历史上，从元大都开始，从来没有过的，前所未有的。我1993年第一次到北京来，到现在刚好12年，12年比起1000年来讲，只是一点点。在这样一轮的时间里，蛮短的一个时间里，北京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建起了这么多的楼房。那一次我们在北京逛，一个朋友告诉指着一个4层楼告诉我，那是1955年盖的，当时是北京最好的建筑。50年以前，北京最好的楼房是4层楼。:你的看法有没有表面化?

　　罗：这并不是表面的，看起来很表面的一些东西，隐含了太多太多的意义在里面。我看到的北京最大的变迁里面，是市容风貌。它的绿色跟建筑物，要知道绿色跟建筑物相处在一起是不容易的。我想北京已经变成了东方世界的中心。西方世界的中心是华盛顿，对吧，现在是全球性的变局，不止是亚洲的，东方世界的中心，东京不算吧，要和华盛顿抗衡，东京不可能吧，东京不是，孟买不是，更不要提雅加达。这甚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加上我一开始提到的两年半以前的SARS，这两年半以来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你现在有没有回家的感觉?

　　罗：随着对这个地方越来越熟悉的话，就会有。12年以前，1993年我来北京录音，满大街都是灰灰的，大家穿的衣服也都一样，要么是蓝色的，要么就是黑色的、灰色的。样式也绝少设计。现在你看，在我公司那边，在华侨村，打开窗户一看，塞车都停在那边，大部分都是私家车。:在大陆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

　　罗：多少会有，但我就不讲了。更多的还是很愉快的经历，我举个例子，今年生日是在北京过的，去年生日也是在北京过的，然后我会想，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过生日的人，怎么会突然过起生日来。我后来发现一点，借机行乐嘛，借我过生日让大家都开心一点有什么不好呢。这个世界，昨天有爆炸案，今天有链球菌，鸡又有禽流感，这还不够，又来海啸，然后又台风，“海棠”完了还有“麦莎”。你还有机会和你旁边的人，和你一起工作的人一起开心，这有什么不好吗?

　　《名仕》：你刚才一直在提到“听歌的人”，很多媒体都把你的听众说成是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据我们观察可能不是这样的，你自己是怎么想象自己的听众的?

　　罗：前几天参加一个什么节目，好像叫《超级访问》，两个主持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以为他们是固定的观众，没想到都是随机请来的，我吓了一跳，很多都是20多岁，我以为都会是些比较老一点的，他们真的太年轻了，而且我的歌他们也都会唱。

　　采访过程中，大佑先生一直怀抱着一把半新的吉他，时不时弹上一段，手指划过琴弦的声音虽然破坏了音乐的完美，却让人感受到一种铿锵的力量。和他握手时没有留心他小指上一个方形的绿色戒指，竟来去两次被硌得不轻，他个人的棱角也有些像这个新添的戒指，会给公众一些不期待的刺激。正是这些棱角和刺激，使得对于大佑这样的歌者来说，“为谁歌唱”竟然成了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文/刘利民　张亚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