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穿袜子 是一种态度
从一个心里藏着激烈情感的孩子开始,到因为嫉妒而把情人杀死的男子,张震的每个角色都处在分裂的边缘,命中注定的邪恶与天真并存。其实他那张过于清秀的脸,完全可以在台湾八点档电视剧里稳稳当当扮偶像王子,不知为何他偏偏拍了那么多大众看来隐涩沉闷的艺术电影?从杨德昌、王家卫、李安、侯孝贤到田壮壮,张震步入了新的阶段,然而他依旧是那个会在戛纳电影节上戴着黑框近视眼镜、留着胡茬、在《康熙来了》里不穿袜子的搞怪分子,他说,不穿袜子代表了一种态度。
BAZAAR:好,我们现在终于来谈你的电影生涯。
不要说“生涯”,感觉很沉重!
BAZAAR:是很精彩!你几乎已经和所有著名华语电影导演合作过,如果我是一个年轻演员,与其羡慕你的地位,不如说很羡慕你的资历。
好嘛,那就生涯吧。
BAZAAR:你14岁拍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怎么找的你?怎么拍摄的?
杨德昌和我爸爸是朋友,就随便找来我看了一看,基本就决定了。筹备的时候就开始去看,那时我12岁。感觉很新鲜。杨德昌是很有方法的一个导演,他把我们五六个小孩叫到一起,给我们上很简单的表演课。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后来听说电影拍摄得很艰难,杨德昌几乎是硬顶下来的,不过我们小孩子哪里知道艰难,只知道准备了一年,拍了七个月,经过很多个季节。
BAZAAR:从此开始喜欢这个行业,是吗?
对,那时候就开始对电影很有兴趣。拍电影的时候,大家变成一个“家”,很有向心力。然后还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可以在一生的短暂时间里,过很多不一样的人生。比如过60年代一个裁缝的人生,实在很好玩。不过,演员的生活是不安定的,太投入在一个角色里,会影响到真正的自己,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杀死小明那一场戏对我的影响太大。当时觉得她真的被我杀死了,非常难过。演完了,要把自己撤出来,很痛苦。我拍完《吴清源》的时候非常茫然,根本不知道明天之后该做什么,那时候已经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是什么。
BAZAAR:在青少年时期演出这些边缘人,会不会对你的人格形成造成影响?
当然会。总觉得有人正拿一架放大镜冷静观察,你的所有细节都被一个人最大程度的展示,他却仍旧躲在暗处不动声色。我觉得即使边缘,即使乖僻也不必要在乎,这就是你的命。我想很多演员都会带一点人格分裂的性质,一半是导演希望我饰演的我,另一半却是我自己所能体会到的真实的我,当然想不通的时候会很闷,很烦躁。每天我的任务就是把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让所有人认为,“嗯,这是一位本色演员”,而不是在编剧、导演的要求下做出做作的言谈举止。所以明知道会有人骂“这小子装蒜”,但是也无可奈何。因为其实连自己也分不清自己的性格,别人又怎么会了解呢?但是我不怕被说,让别人知道,也没有什么不好。
BAZAAR:跟你合作的都是名导演,他们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杨德昌很理性,主观意识强。他有很详细周密的思考逻辑。他是要求演员按照自己的剧本做戏,不能更改的。而私底下他是第一个让我接触到电影的人,像老师,像长辈。我要是有困惑,会去找他聊天。王家卫最有意思,他会叫我们练,一直练,直到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式。他的演员要对摄影机有很多感情,要对摄影机演戏。而且他不喜欢演员事先做功课,在你演出之前都不知道要演什么。他就是要拍你的原生态的反应,很珍贵的东西。不设计,不经营的。他只大概跟我们讲一个状况,听一个CD,告诉你这样一种感觉,这样对理解电影帮助很大。后来渐渐变成我自己的习惯。在拍《2046》时,他让我们听的是摇滚乐,是兰尼·维芝的。他的这套方法很不可思议,彻底影响到了我,拍《吴清源》的时候,我听的是新古典乐,就是电子乐夹杂古典乐,是内地乐队的,拍摄侯孝贤电影的时候就听南管和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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