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段战争岁月，母亲经常被问及同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帮助过反德的抵抗组织？你的父亲真的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吗？母亲总是用她一贯谦逊而又直接的方式回答第一个问题：是的。和其他每个人一样，她尽了一个孩子能尽的最大努力来帮助那些抵抗组织。她曾经把秘密消息放在鞋子里传递给游击队员，因为孩子不容易被怀疑，纳粹士兵很少拦住他们仔细盘查。我记得她曾经告诉我们，她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犹太人被押上了火车送往集中营，她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穿着红大衣的小女孩被纳粹军队塞进一辆牛车中带走。很多年以后，当她看到《辛德勒名单》时，斯皮尔伯格用他的想象让她重新回忆起那个残酷的现实世界。(《辛德勒名单》是一部黑白影片，但是全片有一个穿着一件红色大衣的小女孩，这也是整部电影惟一的彩色。)对第二个问题，她同样会回答：是的。不仅她的父亲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她的母亲也同样如此，不过那都是在战争开始之前。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攀上权力顶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作为一种新诞生的政府形式，骗取了大量社会精英的信任。当时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强势政治主张，比当时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更加能激励民心。同时一战后德国经济衰退，人民渴望变革的呼声高涨，法西斯主义借此机会赢得了支持。不过战争刚刚打响，我的外祖父就前往英国，然后他被软禁在一栋房子里，获准自由行动之后他去了爱尔兰，而不是回到法西斯横行的德国。他从来没有支持过希特勒推行的战争政策和种族大屠杀，我的外祖母也一样。也许他们只是支持法西斯的政治主张，因此加入了相关的政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人。

　　不过这些政治上的差别足以成为我母亲对她的父母产生愤恨的理由，她放弃了那个家庭所拥有的全部尊贵头衔，搬到她的外祖父家居住。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外曾祖父，在我出生前三年他就去世了。我母亲很少提起她以前的生活，不过她总是说，外祖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父亲的角色，因为父亲很早就离开了她，在她的童年生活中对父亲的印象很淡。20年后当她与父亲重逢时，两人之间也没有流露出父女间那种深厚的感情。

　　我的父亲梅尔·费雷一直通过红十字组织寻找我的外祖父。我的父母经常谈起我的外祖父。尽管她并没有流露出很明显的想念之情，但是我父亲明白，对我母亲而言，这是一桩巨大的未了心愿。最后红十字组织通知我父亲说我的外祖父在爱尔兰。我父亲立刻给他打了电话，父亲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我外祖父接到电话时，他很快就感觉到我父亲是谁。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通过报纸来了解他女儿的生活和演艺生涯。我父亲说也许父女俩应该见一次面，把多年来的一些问题彻底解决。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赫本-鲁斯顿，我的外祖父，欣然应允，他说“他很高兴可以再次见到奥黛丽”(在英文表达中，这是一句极没有感情的礼貌用语)。于是他和我父亲在电话中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都柏林谢尔伯恩酒店的大堂。我的父母从瑞士飞赴爱尔兰，驱车前往谢尔伯恩酒店，两人入住后不久屋里的电话就响了，和约定的一样，时间恰好在午餐前。

　　在此之前，我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父亲还是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 她在英格兰的一个农场里度过了一个夏天。当英国正式对德国宣战后，他把我的母亲送上一架飞机，那是最后一批从英国起飞前往欧洲大陆的民用飞机。我母亲记得那架飞机是橙色的，荷兰的民族颜色。飞机超低空飞越英吉利海峡，而在幼小的奥黛丽心中，父亲也变得越来越疏远。当时的荷兰是中立国，大家都觉得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不幸的是，在奥黛丽抵达荷兰后的第三天，德国军队未经宣战就直接开进了荷兰。

　　接到电话之后，我的父亲母亲就下楼了，我的外祖父就站在大堂里，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粗花呢大衣，显得有些苍老，不过老头儿仍然气宇轩昂一脸的骄傲。我母亲等待了几秒钟，但是外祖父没有任何反应，他就像座雕像一样站在那里，没有走上前来，也没有张开双臂，他根本没有拥抱我母亲的打算。这并不是因为他太过激动而忘记了这一切，而是他根本不会表达自己的爱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种爱，更糟的是，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这种状态。

　　这个我母亲整个童年时代都在渴望见到、扑进他的怀抱、享受甜蜜爱抚的人，情感交流上却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缺陷。终于，我母亲主动走上前去，拥抱了他，就像其他那些幸福的女儿拥抱自己慈祥的父亲一样。这就是结果，我母亲选择了宽恕他，她并不需要亲生父亲的道歉，她想要的只是一份如愿以偿。我母亲说，在这次与外祖父的团聚中所有人都没有流下喜悦的泪水，因为她担心那样会让他觉得内疚，因此我母亲一直努力忍住眼泪。在那天随后的时间里，他们一起吃了午餐，整个下午都在“过于轻松”的气氛中度过。我父亲找了个借口说自己想去逛逛附近别具风格的商店，这样可以给我母亲和外祖父单独聊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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