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政是传统男人社会性别角色的典范，热心仕途，追求“成功”之外，还表现在他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上。中国传统男权文化推崇的是严父形象，以“严父”指称贾政再合适不过了，他毒打宝玉，除了嫌他荒疏学业、淫辱母婢，或害怕“窝逃”受害的因素之外，也有恨他“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在外流荡优伶”这些有损传统男子社会性别的行为举止。

　　举凡荣宁二府，真正能够欣赏贾宝玉男人解放倾向的，也只有林黛玉一人了。正是那次史湘云劝宝玉“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时，宝玉说：“林妹妹从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早和她生分了。”黛玉无意中听到此言，不禁“惊喜交集”，觉得“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已。”正是这不说“混帐话”，是宝黛借以建立爱情关系的基点。而这不说“混帐话”，实则又是两人在男人传统社会性别角色问题上的态度一致。宝钗、湘云、黛玉三人均是宝玉之妻的合适人选，但前二人都劝他求仕途，只黛玉纵容他“调脂弄粉”，宝玉不爱此人，又爱何人呢？

　　林黛玉不仅支持宝玉的“男人解放”，她自己也是一个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反对者，仅由对待香菱学诗的态度便能够看出来。按理说，香菱更有理由就近向宝钗学诗，但宝钗却笑话她，说：“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而林黛玉则是极力帮助香菱学诗。由此可见，钗黛二人对于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定位便大相径庭，她们对于男人解放倾向的不同态度也便顺理成章了。

　　当然，对贾宝玉这一男人解放思想的实践者的最大支持者还是作者曹雪芹。曹雪芹无疑是带着欣赏的眼光来塑造贾宝玉的，宝玉形象寄托了他的理想。此外，曹雪芹在书中也多次流露出两性平权的意识，如对反抗压迫的下层妇女的同情与歌颂。

　　第一回开篇，曹雪芹便写到：“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随后，又借石头之口，说明《红楼梦》与其它才子佳人小说的不同：“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样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这实则已经表现了曹雪芹心目中女性的地位，更与他此后全书中所刻划的基调相吻合。虽然曹雪芹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但还是可以表明，他的男人解放思想是与女性主义思想相契合的。

　　至少在这一点上，高鹗有意或无意地与雪芹先生的观念相符合了。在第一百一十五回“惑偏私惜春矢素志，证同类宝玉失相知”中，写到甄宝玉出场，与贾宝玉一面之后，宝玉便斥之为“禄蠹”：“这相貌倒还是一样的。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不过也是个禄蠹。”“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宝玉对“臭男人”模式背叛得如此彻底，以致于恨不能剥掉这张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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