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政是传统男人社会性别角色的典范,热心仕途,追求“成功”之外,还表现在他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上。中国传统男权文化推崇的是严父形象,以“严父”指称贾政再合适不过了,他毒打宝玉,除了嫌他荒疏学业、淫辱母婢,或害怕“窝逃”受害的因素之外,也有恨他“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在外流荡优伶”这些有损传统男子社会性别的行为举止。
举凡荣宁二府,真正能够欣赏贾宝玉男人解放倾向的,也只有林黛玉一人了。正是那次史湘云劝宝玉“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时,宝玉说:“林妹妹从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早和她生分了。”黛玉无意中听到此言,不禁“惊喜交集”,觉得“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已。”正是这不说“混帐话”,是宝黛借以建立爱情关系的基点。而这不说“混帐话”,实则又是两人在男人传统社会性别角色问题上的态度一致。宝钗、湘云、黛玉三人均是宝玉之妻的合适人选,但前二人都劝他求仕途,只黛玉纵容他“调脂弄粉”,宝玉不爱此人,又爱何人呢?
林黛玉不仅支持宝玉的“男人解放”,她自己也是一个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反对者,仅由对待香菱学诗的态度便能够看出来。按理说,香菱更有理由就近向宝钗学诗,但宝钗却笑话她,说:“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而林黛玉则是极力帮助香菱学诗。由此可见,钗黛二人对于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定位便大相径庭,她们对于男人解放倾向的不同态度也便顺理成章了。
当然,对贾宝玉这一男人解放思想的实践者的最大支持者还是作者曹雪芹。曹雪芹无疑是带着欣赏的眼光来塑造贾宝玉的,宝玉形象寄托了他的理想。此外,曹雪芹在书中也多次流露出两性平权的意识,如对反抗压迫的下层妇女的同情与歌颂。
第一回开篇,曹雪芹便写到:“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随后,又借石头之口,说明《红楼梦》与其它才子佳人小说的不同:“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样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这实则已经表现了曹雪芹心目中女性的地位,更与他此后全书中所刻划的基调相吻合。虽然曹雪芹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但还是可以表明,他的男人解放思想是与女性主义思想相契合的。
至少在这一点上,高鹗有意或无意地与雪芹先生的观念相符合了。在第一百一十五回“惑偏私惜春矢素志,证同类宝玉失相知”中,写到甄宝玉出场,与贾宝玉一面之后,宝玉便斥之为“禄蠹”:“这相貌倒还是一样的。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不过也是个禄蠹。”“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宝玉对“臭男人”模式背叛得如此彻底,以致于恨不能剥掉这张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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