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采访中问到一些“超女”是否看到过这篇文章，得到的答复是“都看过”，但所有的女孩都表达了一个与这篇文章相悖的观点：“现在的社会是开放和多元化的，只要没有人强迫你，只要你是自愿的，只要你愿意参与、愿意表现自己，一切就很公平。但这一切你上台前都要想好，想想你是不是有相应的心理承受能力。”

　　到底是践踏尊严还是个性释放？看过《超级女声》的观众也是看法不一，但记者接触

的大部分人都持理解的态度，认为这关键看选手个人的想法，不过电视台要注意保持一个合适的尺度，观众王先生就说：“不能以张扬个性为理由而不考虑一切负面的东西，毕竟电视台有强势话语权，会对整个社会的导向产生微妙影响。”王先生说他非常不赞同主流媒体对现在的网络红人“芙蓉姐姐”和“红衣姐姐”等一味地追捧，他说：“一个人敢做怪异举动并不能单纯地看做是勇敢和真实，在底下引起大家的兴趣还可以看做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消遣，但主流媒体对此大加褒扬，就显得有点低级了。”

    针对公众对于“原生态”东西的兴趣昂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给出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这种现象展现了社会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社会对于机会平等的渴求”。他认为：“虽然胜出的机会很低，但平等本身就是魅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给个人的机会有限，大家需要有这样一个渠道来营造一种机会平等的环境。它存在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社会稀缺的资源——平等。”

    逃课报名，谁人之过？

    如果说对于“尊严”的提问尚停留在探讨阶段的话，那么一系列更耸人听闻的报道就使《超级女声》的地位变得极为尴尬。不到1个月前，网络转载的两则新闻格外引人关注，《4万人逃课报名〈超级女声〉》、《一男子报名现场拔枪》。虽然经过核实，“4万人逃课报名”并不是事实，标题是网站为提高点击率另起的，一男子在报名现场因有人插队拔枪威胁也只是传说，谁也不敢说曾经亲眼见到了，但这些已经完全社会化了的新闻仍让湖南卫视显得忧心忡忡。

    湖南卫视总编室主任李浩说：首先需要澄清，这些言论是不负责任和夸大的报道，我们从保护节目和保护选手的立场出发，保留对那些构成诽谤、恶意炒作的不负责任的媒体付诸法律的权利。李浩认为，电视节目的功能和影响还是有限的，有时候人们高估了电视节目的影响，《超级女声》没有达到对社会形成巨大影响这个层面，节目的本体功能还是希望传播快乐。

    对于有选手因为《超级女声》逃课的问题，观众王先生也觉得不能完全怪罪《超级女声》，他说：“其实这种现象早就有，乔丹来华的时候，中国足球队训练的时候，明星开演唱会的时候，都有学生逃课追星，这是个老问题，学校应该更多地负起责任。”

    李浩说：“社会处在转型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电视节目尽可能去帮助这些问题的解决。但社会可能比电视节目复杂一百倍、一千倍，它里面蕴藏的矛盾非常复杂，确实不是一个节目能够承载的。现在存在着一个情况，把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推到类似《超级女声》这样的节目上，我们感觉非常不公平，我们自身也希望跟社会和谐一些。”

    本版撰文/信报记者 大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