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视节目竞争非常激烈，很多从业者完全没有时间、精力和财力去原创一档既要保证节目质量又要迎合大众口味的节目。而欧美电视娱乐业很成熟很发达，每一个娱乐节目都是经过千锤百炼、观众市场检验的，能直接拷贝过来再本土化，这也说明了从业者的聪明和苦心。这样做不仅收视率会有保证，还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北京电视台的资深电视人秦铮直接道出了中国电视制作人的心声。

　　也许“拷贝”这个说法太过直接，于是很多人愿意换个更时尚更有趣的说法——克隆(取之英文clone的音译，意为“无性繁殖，复制”)。虽然文娱克隆的出发点是好的，可实践中却常出现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能将克隆进行得合适合理合情，还真是件费眼费心费脑的事。

　　文娱克隆此起彼伏

　　在整个电视圈，克隆这玩意儿如鱼得水。《超级女声》的成功本土化就不消再说了，其实中国最早最公开的电视克隆行为发生在1998年，在CCTV-5频道播出的大型体育竞技节目《城市之间》，该节目的核心内容就是由两个城市各自组成队伍，进行一场趣味体育比赛。

　　这个节目基本照搬了法国的同名节目，当然央视是获得了合法版权的。节目一经播出就备受关注，但因为央视仅购得了两年的版权，两年之后，这个节目便不了了之了。

　　《城市之间》算是开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克隆术成功的先河，之后便有一系列国外优秀娱乐节目先后被克隆到中国大大小小的电视荧屏上来，要说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走得最远的，还得说是中央电视台。

　　而在这方面做过重要贡献的一个人，就是现任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裁的张海潮先生。这位《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节目的主要创办人，也是央视最具节目创新意识的领导之一。当央视体育部以数百万之巨从法国引进《城市之间》之际，时任央视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的张海潮也通过多方努力，终于以40万元人民币购得了当时风靡一时的英国娱乐节目《Go Bingo》的版权，于是才有了央视的一档王牌节目《幸运52》。

　　而英国的另一档热门节目《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也被如法炮制成了央视另一档王牌节目《开心词典》。此后央视又克隆了东京电视台的一档主打节目《好运、宝物大鉴定》，易名为《鉴宝》，同样在央视二套播出。

　　其实，央视很多热门节目都是国外著名节目的代生儿或是受其启发而生的产物，比如《非常6＋1》、《梦想中国》、《星光大道》等，而目前央视三套热播的《想挑战吗》则是与德国同名节目的合作。

　　当然，克隆国外节目的远非央视一家，而克隆的对象也并不只瞄准欧美。地方台虽然未必像央视那样财大气粗，但同样也是“贼心不息”，出手丝毫不慢：上海台火爆一时的《今天谁会赢》算是一档非常成功的克隆个案；而湖南卫视除了由《Pop Idol》、《American Idol》克隆而来的《超级女声》外，还有由台湾的《非常男女》克隆而来的《玫瑰之约》；各地方台效仿《幸存者》的节目曾经甚嚣尘上；凤凰卫视杨锦麟的《有报天天读》火了之后，内地从央视到地方台纷纷效仿，推出各种大同小异的读报节目来⋯⋯而各地方台相互之间的克隆如今更是随便地如同翻书一样。

　　相比之下，强调自我与创新的欧美发达国家对于模仿剽窃抄袭假冒等侵权行为在法律上的量刑是与绑架罪等同论处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欧美电视人创作节目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绝对不敢越雷池半步。如俄罗斯电视台的气象节目主持人边主持边解衣这样的环节设计，英国一家电视台要购进就得斥巨资。

　　欧美国家富有创造力、创意新颖的节目层出不穷，节目创作者也是名利双收。为了鼓励创新，电视台往往还让原创者出任主持人，给予其很高的奖励。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好节目接踵而至。

　　而且此类具有版权的电视节目也频繁向其他国家输出，如荷兰的《大哥大(Big brother)》、英国的《最弱的一环(The Weakest link)》和《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后者还真名副其实，在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以56个版本播出，其中香港“亚视”斥资3000万港元向英国原创公司买入了其52集的制作经营权。

　　文娱克隆的临门一脚

　　中国内地各克隆版节目的操刀手们，其实未必都认同“克隆”这个词。就拿《超级女声》来说，去年该节目方兴未艾之时，记者曾采访过该节目的几位主创人员。导演之一的彭志坚坦承该节目是“学习”来的，而另一位导演陈刚以及节目策划、制作人夏青则否认与大洋彼岸的那档节目有什么关系。当然他们这样言之凿凿也确实有他们的道理，因为经过他们精心处理，节目已经呈现出诸多中国特色来。专业化的说法是，他们将这节目“本土化”了，而且很成功。

　　“本土化”是这些克隆或类克隆节目想在内地真正获得生命力的必由之路。当年笔者所在的电视台部门与德国电视二台洽谈《想挑战吗》时，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曾提出过将该节目翻译后直接播出，但经过反复论证否定了这一做法。因为一档成功的娱乐节目，它的存活点与生命力绝不只在于它的欣赏性，相反这是其中次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应该是其可参与性，只有这样才能令节目与受众之间真正建立起息息相关的联系。

　　而要做到本土化其实并不难，以《想挑战吗》为例，该节目的宗旨就是吸引各种大胆的人，来做一件普通人通常做不到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果成功了就可以赢得大奖，而那些猜中了参赛者能否获胜的观众同样可以获奖。

　　于是号称能边跳降落伞边给人刮胡子的人来了，能把长达百米、上面站了100个人的皮管子吹圆了的人也来了，而节目举办的地点也无所不在，天上地下，水中岛上，甚至把整个迪斯尼乐园都拿来当外景⋯⋯

　　这样的节目好看是好看，但在国内，有时是不具备这个物质条件的，或是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接受习惯。另外，中国观众还是更多地愿意当旁观者，缺乏主动积极参与的意识。于是节目进入中国后做了很多的调整，比赛的项目主要在演播室内进行(当然也有些许户外项目)，而比赛项目则多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而且是中国老百姓可以想象、理解的，参赛者可谓是民间的各位能人异士。于是经过这样本土化的调整，节目令很多人接受并且真正爱看。

　　《超级女声》在节目的本土化上也下了不少功夫，而且是在不断地调整中完善的。夏青女士表示，起初他们并不是刻意要做什么本土化，但当要运作一档给中国大众来看的娱乐节目时，就必须考虑让节目的呈现方式符合中国观众的收视心理习惯。

　　原型《Pop Idol》和《American Idol》很强调节目的残酷性和真实性，湖南卫视在秉承这一收视法宝的同时，还是照顾到了中国观众目前的心理承受能力。在节目中增加了亲友团的参与，并且使用了大众评审这一原型节目中不曾有的手段，使得观众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被尊重的权利。同时，在比赛本身之外又延伸出了情感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才是中国观众最在乎的从电视节目中能得到的东西。

　　但凡事皆有两面，不少节目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同样也不自觉地纳入本土制作节目中的一些陋习，而在这些陋习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在于两点：修饰和滥情。很多电视台出于各种考虑，会对参加节目的人员及环节进行很多主观的安排和设计调整，这使得一些本该以真实面貌呈现的节目看起来像是经过排演的作品，从而大大削弱了节目的可信程度。另外就是在中国的娱乐节目中，沉疴素久的煽情作风在各节目中都不自觉地渗透。一些不动脑筋的编导就喜欢拿眼泪说事，动不动就让人特别是主持人在电视上哭得稀里哗啦，把一档本来很单纯的节目非要搞得像一出闹剧，令人生厌。

　　当然，中国人的道德承受标准也会影响到克隆类节目的本土化进程。如各种《幸存者》的克隆版本，至今没有一个是真正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老百姓玩不起。很多观众的电视欣赏习惯依然是：在公众媒体上看到的，一定要是符合传统道德标准、传统审美的东西，所以一旦遇到要暴露人性丑恶(甚至未必是丑恶，只是些小毛病)或个人隐私生活的东西，制作节目的人就放不开手去做，看节目的人也放不下脸来看。甚至为此，使节目制作上升到一个道德批判的位置上来，这也使得这类真人秀节目的国内版本很难做到尽兴。

　　此外，中国人喜欢跟风的坏毛病在很大程度上也损伤着这些克隆节目的健康发展。很多电视台一看到别人做某个节目火了，马上一哄而上纷纷效仿，推出各种次生品来。之所以说它们是次生品，是因为跟风节目只看重抢到形式，并不肯真正地在节目内容上狠下功夫，依葫芦画瓢的结果却弄得里外不是人，这种恶性的无序竞争最终坏了观众的胃口。

　　判断能力与态度观念

　　文娱克隆要成功不是异想天开的简单事，是要耗费脑细胞的，但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老百姓对电视节目的要求并不过分，那就是好看，要符合他们的观看心理，而在这方面，国外同行走到了中国电视人的前面。观众爱看这样的节目就代表了他们有这样的需求，而电视人要做的，就是把这种需求真正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这里就涉及拿来主义的问题了。

　　“拿来主义”的关键不在于拿来，而在于拿什么，如何去拿。张海潮先生说：“我们要拿的，一是节目的模式结构，二是节目的精神实质。像《Go Bingo》、《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这样的益智类节目，它们的每一个环节设置，从提问方式、选手参与方式、节目流程到赢利模式，都是经过多番科学论证及反复检验的结果。而我们在购买版权时，看中的最具有价值的部分也正是这一点。做节目、选择引进节目不能随心所欲，要有起码的科学依据。

　　而另一方面，我们则是要抓住每个节目真正的兴奋点所在。比如像《想挑战吗》这个节目，它的兴奋点就在于一个‘赌’字(德国原版的节目名就叫《WETTEN　DASS(想赌吗)》)，人人都想来赌上一把，所以要在这个所谓的‘赌’字上做足文章，节目就会有看头。”

　　事实上，《超级女声》并不是这类节目的唯一版本，相似的还有上海卫视的《我型我SHOW》、央视的《星光大道》等，但《超级女声》的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却遥遥领先。撇开其他因素不谈，该节目的制作人夏青表示，“超女”的成功在于真正抓到了这类节目中“反偶像”的实质：“我们做这样的节目不是要选偶像，因为偶像是需要有一定基本条件的。而我们这个节目就是零门槛低准入，不需要任何条件，只要愿意来敢来展示自己，我们就提供这个机会。而且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要展示的是每个选手的真实面貌，是不加任何修饰地展示。不是说你一定要长得多漂亮，唱得多好才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

　　不可否认，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反向审美的呈现，才真正让这类节目引起了社会关注，而在反向审美与正常审美的冲突交织中，《超级女声》从一个单纯的娱乐节目而延展为一个社会话题，最终收益的，是节目的高收视率与运营收入。

　　至于如何拿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在国外的先进模式中兼顾国内观众的收视习惯，然后慢慢地去引导和修正他们的收视习惯。而如何能贯彻到这一点，就要看各个电视人真正的水平高低了。

　　其实除了文娱节目在克隆，电视剧同样也在克隆。如《好想好想谈恋爱》克隆美国长剧《欲望都市》；《对门对面》克隆韩剧《冬日恋歌》；《绿萝花》与韩剧《蓝色生死恋》如出一辙；《错爱一生》也被宣传为中国版的《蓝色生死恋》；还有貌似《麻辣教师》的《十八岁的天空》等等，可以说，电视剧的克隆之风比文娱节目更甚。

　　虽然电视剧的克隆比电视文娱节目疯狂，但其成功的例子却凤毛麟角，捉襟见肘的现象也更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空中楼阁的剧情和不说人话的对白上，这令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中国老百姓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这不是编剧缺乏对现实生活了解的问题，而是一个判断能力的问题。有些编剧很羡慕韩剧日剧的商业价值，于是就认为带有咖啡味、泡菜味或寿司味的克隆剧是有市场的，就如同小贩认为可能大家嫌煎饼果子土，喜欢吃洋快餐，于是就弄了个冒牌肯德基一样。”著名编剧史航如是说。

　　非不能也，乃不为者。中国人从来不缺聪明，如今缺的只是眼光和判断——长远的眼光和精确的判断。所以电视剧克隆者需要认真考虑的，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判断能力和态度和观念。(文/卢世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