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跳水事业

　　杨：跳水队的人都很年轻，运动员都很年轻，你什么时候会感到这项运动的残酷性?

　　田：其实我觉得是我拿冠军以后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好多小朋友付出都挺多的，他们同样都是这样付出，然后呢，冠军就一个，我当然不愿意我是属于那种拿不到冠军的人，充当那个为冠军垫脚的掂脚石，所以我必须要用我自己所有的能力去拼这个冠军。

　　杨：但是当你得到的时候。

　　田：当我得到的时候，回头看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同样也付出了，他们可能付出的更多，也许他们有些也受伤了，也许就是说他可能有那个实力，他没有那个机遇，也许他就在最关键的一场比赛，他感冒了，没有发挥，然后那场比赛决定了他这个一个跳水事业的一个再继续发展的机会，他没有机会了。

　　杨：这样的一种想法会不会让你有一种想逃开跳水的感觉？

　　田：不会，我觉得，从那个时候我就有自信，我觉得我可以战胜他们，最顶尖的那个人是我。

　　1996年，

　　田：当我代表中国出去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怀疑过自己，就连自己输掉比赛的时候，我一输给萨乌丁的时候呢，我总会第一印象就想，我小他5岁呢。

　　杨：你还有时间。

　　田：对，5年前他还没我这水平，然后5年前他还跳不了第2名，所以我觉得我用不了5年我可以战胜他，所以每一次输掉，每一年我跟他交手的话不止一次，所以每一次跟他交手，输掉比赛，我总觉得特别不服气。

　　2000年，在悉尼奥运会上，田亮从萨乌丁手中夺回了金牌，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体育商业化的趋势渐渐明朗，一批拥有运动天赋又不乏个性魅力的中国体育明星逐渐成为市场追逐的目标，在给自己带来巨额收入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消费空间。然而，这种商业化的趋势和中国传统的体育制度之间却产生了矛盾，“田亮事件”，也被视作是这一矛盾的注脚。

　　失去的和得到的

　　杨：跟国外的运动员比起来，他们可能从小要自己花钱请私人教练，中国的运动员呢，从7，8岁开始，就是国家一直供你吃，供你穿，然后那个来进行培训的，你觉得跟国外这些运动员相比有什么东西是你失去的？

　　田：因为我们练的比较早，6岁、7岁开始训练，国外的选手的话，他可能都要小学毕业了以后，然后属于那种半学习，半训练的一种爱好，自己花钱去练，我自愿去练的那种，这是我们失去的，得到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非常多的。

　　杨：非常多的，比如说呢？

　　田：比如说我在参加过奥运会以后，我还不知道买机票在什么地方买。

　　杨：是因为什么都给你照顾好了。

　　田：对，我坐了很多次飞机，但是我不知道上什么地方买机票，更别说什么办护照，签证，我也不知道美国大使馆在什么地方，但是我去了美国很多次。

　　杨：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更希望什么样，你是希望被别人所有的都照顾的好好的，但是同时也会对你的约束更严格，还是希望，那样有更多的自由的选择但是同时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田：我觉得这两个不能比，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有各种的优势。

　　杨：但是当你知道自己真的是一个世界冠军的料时候，会不会暗暗地期待自己能够有更多的自由？

　　田：不是说我拿了冠军以后需要一种自由，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一种我长大了，人长大了以后，他有很多自己的思维，我有判断能力了，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可以需要有一种另外的制度，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就是说小队员和大队员制度完全一样的话，他不能发挥自己最好的能力，小队员有一个小队员的一种训练方法，他接受的东西比较多，大队员呢，我觉得应该是探讨的东西比较多。

　　杨：那么社会活动呢，包括曾经想做娱乐圈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也是你叛逆的一种方式呢，是不是觉得自己过去的生活太古板了。

　　田：因为是什么样呢，体育圈是一种服从的一种行业，从小教育我们就是说谁说什么，我们都是一种服从的那种感觉，养成了一种只要长辈说话，不管他是跳水教练，还是外面的人给我们说，我们都是一种服从，然后自然我们没有自己的选择的那种能力。也没有自己为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去做过多地考虑，因为我都说了，买机票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买。

　　杨：所以如果说你在跳水上是一位专家，是一个很成熟的队员的话，在社会经验上，你觉得你相当于多少岁的孩子？

　　田：可能大学没毕业吧，还没跨入社会。

　　2004年，田亮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了男子10米跳台的双人冠军，这一年，他26岁，对于同龄人来说，正是创业的黄金时间，而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他已经不再年轻。18年里，从来没有选择过的田亮首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签约香港英皇娱乐公司，以“时尚体育明星”作为未来事业发展的可能，然而，这次人生的跳跃，却溅起了一片惊人的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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