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您能简单地说一下吗?因为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读过这本书。
基:美国领导人比较注重实效,一有问题他们就马上通过谈判来解决。美国的历史只有两百多年,比很多中国朝代都要短,而美国的外交史只有五十年。美国总统的任期最长八年,而中国领导人的任期比这要长得多,因此中国人更为理性。中国人认为,当他们将十年前的用词换成新词的时候,我们一定很快就能理解了。可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到新词的时候早就不记得旧词了。于是,中国人常常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敏锐,而我们又常常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注重实效的能力。举个例子说,1970年10月,也有可能是1969年,毛泽东带着埃德加•斯诺一起站在了接见台上。
杨:是天安门吧。
基:是的。毛泽东觉得这一举动其实是在向美国发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我们对此也有所意识,但是当时我们觉得埃德加•斯诺对中国的共产党太过友好了,因此并没把它太当回事。我们还以为这纯粹是中国在搞宣传呢,根本就没怎么注意他。其实这是中国方面所作出的非常微妙的举动,可惜我们当时没能理解。
杨:那您接触过的中国领导人和前苏联领导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基:前苏联领导人总是想把你搞得疲惫不堪,他们作出让步的时候总是让你感到不那么可靠,他们总是试图向你证明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而中国领导人会慢慢地把你包围起来,让你感到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观点的话,你会觉得很内疚的,他们谈判的方式要迂回得多,他们很会创造一种潜在的合作气氛。总的说来,前苏联领导人让你觉得体力上更疲惫,而中国领导人则让你觉得精神上更疲惫。
杨:即使对您这样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吗?
杨:亨利•基辛格成为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设计师之一。势力均衡和秘密外交是他的外交特点,他主张美国不再在越难扮演军事警察的角色;1971年对中国的访问打破了中美之间二十年的隔离,也是由于他的斡旋,促进了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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