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另外，在2001年的《新闻周刊》上您发表了一篇名为“与中国面对面”的文章。您在文中提到中国方面运用的两种不同风格的外交手段，您说这两种外交手段是从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展而来的。一方面，中国曾经是一个辉煌的王国；另一方面，中国后来又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您能用您的亲身经历来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吗？这两种特质是怎样同时发挥作用的呢？

　　基：作为辉煌的王国，中国更强调自身行为的高贵，于是他们常常称来访者为新朋友和老朋友。

　　杨：那您一定是我们了不起的老朋友了。

　　基：对此我感到非常骄傲。然而，近百年来，中国人同时也遭受了西方国家对他们尊严的歧视和侮辱。因此，现在西方国家的某些行为即便并无恶意，中国人还是常常会将这些行为与新殖民主义的态度挂起钩来。

　　杨：2002年是尼克松总统，当然也是您中国之行和上海联合公报发表30周年纪念。当年的主要参与者如今大都去世了，您对中国下一代领导人还有什么别的信息要传递吗？

　　基：我想说的是，当年尼克松总统和我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中美邦交的正常化，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在于中美两国当时都面临着前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个威胁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挑战，我们面对的不是某一个敌人，而是一系列的问题，如恐怖主义问题、全球化进程问题、环境问题、扩军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世界需要中美之间真诚的合作。弱小的中国，或是陷入混乱的中国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威胁。强大的中国当然也会使某些人颇为担忧，但我们之间合作的基础却更为牢靠了。在此，我想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1972年制定的原则今天依然有效，两国新一代的领导人必须继续遵守这些原则。我希望双方都能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未来究竟如何将取决于他们如何解决合作的问题。

　　杨：作为一个犹太人，基辛格因为在中东问题的和平努力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甚至赢得了许多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如埃及前总统萨达特和叙利亚领导人阿萨特的信任。

　　杨：科林•鲍威尔的中东之行让我们想到了1973年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赎罪日战争爆发后，您在同一地区所进行的穿梭外交活动。很多人都认为您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时，您的任务主要是促进停火协议的签订，并劝说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解除对美国的石油禁运令。当时，您觉得自己能做到吗？我是说您开始穿梭外交之前。

　　基：这话听上去可能有点自高自大，但我当时的确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而且我也的确完成了。在我进行穿梭外交三个月后，他们的确解除了石油禁运令。

　　杨：当时的来来往往恐怕对您的体力和脑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吧？

　　基：那时我毕竟要年轻得多……

　　杨：听说您当时在飞机上吃了很多巧克力，对吗？

　　基：是的，我的体重一下增加了很多。当时的任务既艰难、又刺激。虽然每天都身心疲惫，但是心里却非常清楚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有多大。人这一生要是能得到这样一个机会，无论付出多少努力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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