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度推崇后名望下降

　　实际上，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白领阶层收入和社会声望的下降趋势就已经很明显了。到90年代，男性白领们与在经济衰退的70年代初工作的人们相比，每小时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美分。米尔斯在著作中说：“白领人士向各种高级因素借用名望的倾向非常突出。”而那些“白领群体成功地要求比工资劳动者享有更高名望的根基”本来就是“脆弱和含混”

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白领的社会声望必定会下降。更何况，在中国，白领的社会经济地位确实曾被过度推崇。

　　零点调查公司总裁袁岳介绍，北京的白领人口大概占18%-25%，而全国总人口中白领的比例连3%都不到，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典型的蓝领社会，但正因为在这样的贫穷社会中，操作型工作者普遍被蔑视，白领“美好生活”的虚假概念甚至在农村都有广泛的影响。

　　90年代中期之前，大学生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而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经济本位思想的流行使大学生的就业目标很快从“国家干部”转向了“城市白领”。“1997年高校开始扩招后，国家政策作为宏观环境与家长孩子作为行为主体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不约而同地强化了高等教育目标的白领职业幻影。” 袁岳说。

　　袁岳称，从职业结构的角度来看，蓝领、高级蓝领、普通白领、高级经理人在数量上组成了金字塔型结构。高级蓝领不发展，就很难养活足够的办公室人。高校大举扩招的结果，必然造成白领人才的贬值。

　　2002年，大学毕业生见习期结束后的正式月薪达到高峰的4000元，而到了2003年，第一批大规模扩招后的学生进入职场的时候，起薪降到了1500-2000元。杨河清认为，现在的低工资，有点矫枉过正。高等人力资本投资过高，造成的社会压力，势必在方方面面显示出来。

　　杨河清倾向于把白领的“家常化”解释为白领内部结构产生分化的结果。以外企人才为例，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艳珍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语言是外企人才所需的核心素质，后来在语言能力之外，又加上了国际贸易知识，到90年代中后期后，外企的本地化程度更高，多职能，多层次的人才结构建立起来了。相应地，根据不同的职务、绩效，薪酬体系的级差很大。

　　杨河清认为，眼下白领的起薪虽低，但是提升快，而这是蓝领和农民工不可能获得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说，白领的“家常化”也是市场化下的人力资源体系从初级向高级进化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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