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于胡底”的白领们

　　白领们的压力之大，使得他们近年来成为各种维权的带头人，他们甚至一改不关心国事的习惯，而成为有所宣泄表达的爱国者

　　文/余世存

　　我国的现代转型，使人们“恍然大悟”地理解到，其成功必然寄望于市场空间的拓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如今改换了称呼，叫公民社会。

　　这种依附型的现代转型，使得人们天真地或不怀好意地为“市场经济”、“公共空间”、“中产阶级”呐喊助威，我国的“白领”阶层在这种情况下“粉墨登场”。作壁上观的阶层或人们要么沉默，要么突然间暴发出一阵响彻云霄的欢呼，他们看着这个年轻的阶层如猴一样被戏耍。

　　除了对知识分子的爱恨交织外，社会、民间也不吝表达对白领的关心。人们已经在顺口溜里表达了对白领们的嫉羡，并用自己的等级观念为白领们分类：“一等女人嫁美军，二等女人嫁皇军，三等女人嫁国军，四等女人嫁伪军，五等女人嫁……”这种势利且不论，白领们确实承载了太重大的社会使命：人们希望白领们先富并带动女人家眷进而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人们希望白领们能够独立于传统的体制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

　　当是时也，白领们也确实表现出一种新鲜气象。他们有自己的形象标识，“绝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主流生活价值，他们很早就拒绝了。”但他们自成了主流，无论他们如何另类、各色，他们确实消解了“崇高”，他们给我们社会引进了“格调”。白领成了青春永驻的代名词。他们制造了时尚，引导了一个传统的土得掉渣的社会如何吃穿，如何使用电器，如何进行网络的虚拟生活。

　　社会学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认为，一个社会总有中间层起着稳定的作用，甚至在60年代那样一个总体性社会里，尽管社会运动不断，却能保持长期的稳定，也是因为它有工人阶级，这样一个利益有所保证的中间层在社会结构中起到的特殊作用，使得他们完全可被称之为“准中产阶级”；当代中国也是，改革开放中期的中国社会，如要评中坚力量，评选“准中产阶级”，也许人们都会推选白领们。

　　但这个阶层缺乏自我意识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总是被他人命名，比如被称为“小资”；他们缺乏大的社会关怀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跟“愤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冲击了传统体制，比如“单位社会”几乎被他们冲垮，他们没有表现出大的社会关怀，但他们的关心是具体而细微的，在环保、动物主义、发展主义、女权、弱势等领域，白领们是先行和最有力的支持者。

　　时移世异，单位社会跟市场联手反噬他们，白领就成了待宰的洁白无辜的羔羊。股市、房市、车市、教育、医疗，甚至利率，每一种被单位圈定的市场之手都来剥他们一层皮。白领们的生活节奏依然飞快，只是多了紧张和压力，他们对未来已经没有了从容和预期。他们在我们社会里的地位，连才进城没几天的农民都看出来了：他们哪里是中产阶级，要说今天的中产阶级，倒是有一个，那就是我们一体化或联盟化的公务员队伍。白领们只是高级打工仔而已。白领们的压力之大，使得他们近年来成为维权的带头人，他们甚至一改不关心国事的习惯，而成为有所宣泄表达的爱国者。

　　说白领回到家常，回到了一种正常的序列，就像说他们曾被不正常地对待过，他们从天上跌到地上，从云间跌落红尘，不过是说明白领回归了传统，或说被传统社会收编了。但一个社会的“准中产阶级”或中间力量，一个社会的转型不得不依附于公务员队伍，岂不是比指望白领更有悲喜剧意味。改革开放一圈，社会结构在增富中回归了它的本性。那些指望中产阶级、市场空间、白领、公民社会的朋友不知“伊于胡底”。

　　让一部分人承担现代转型的重任是不切实际的，效果也不大，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这种时代精神里消磨人生。让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从赞美发明承包制的农民，到指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经济能人和企业家，到公务员；从温州模式到珠三角到长三角到上海；从改革一代到新的人类；从白领到志愿者；从阶层到地域到代际到义务奉献，我们做了看客，也做了吹鼓手。社会福祉和个人心态如何，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作者为北京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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