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的小屋里有一种令人心碎的整洁和光阴飞去的沉默。一张硬床，一把帆布躺椅，一些拼凑起来不成套的旧家具，以及零零碎碎、从阳台的杂物与帘的缝隙间流泻出的斑斑点点的阳光，就是这里所能触摸到的全部。

　　当然，还会有过去，那些美好的，哀伤的，使人不愿醒来更不想回去的--过去。

　　刚过而立之年，我就由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变成一个生命垂危、生活不能自理的废人

　　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变成这个样子。以前没病那会儿，骑着车这去那去的，有什么事能难得住我呢？

　　自从有了这个病，我在家里呆了都快有十年了，家里吃的用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玲玲一点点从外面买回来，然后再一样样洗净收拾好，送到我面前。有时玲玲出去买菜，儿子去上学，我一个人就坐这想，你说像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活着一天，就会拖累他们娘俩一天，儿子一点点大了，上学、吃饭，今后用钱的地儿多了，要是没有我在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轻松许多。可是这些话，我却从不敢同着玲玲讲，不仅不能讲，甚至连这个念头都不要有，每次看到玲玲干活干到一半的时候抬起头来对我笑，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那样疼的紧缩成一团。十年了，为什么她对我还是那么好？偶尔我也会试探着和她开玩笑说，你当初要是和我

　　不瞒你说，这些年来，我不是没想过自杀，之所以每次都下不了决心，还是因为惦记着他们娘俩的缘故。我很怕，等我死了之后，街坊四邻会说，准是他老婆对他不好，他才会去寻死的……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岂不是把玲玲给害了，害得她白为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最后还弄了个浑身是嘴都说不清。

　　真的，有时回过头去想，人这一辈子，实在是太快了。刚认识玲玲那会儿是哪年来着？那时我还年轻，从学校毕业之后，刚分到厂子里工作。玲玲比我大一届，我到厂子里上班的时候，她已经都工作快一年了。那时我们都叫她刘师傅，她和其他几个人专门负责维修机器。每次我的机器坏了，就会习惯性地请她来帮我修。而她也是每请必到。当她修机器的时候，我就在一边看着，你不知道，她长得有多像我死去的妈妈。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有一股说不出的踏实和亲近。再后来，我们之间接触得多了，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师傅们都说，我这个小子傻人有傻福，竟能娶到干活利索，心地又好的玲玲。我们结婚那天，厂子里的同事都来了，我穿一件粉色衬衣，玲玲穿一身粉色

　　结婚第二年，儿子出生了。这小子生下来时又白又胖，人都说，像玲玲这么单薄的身子骨儿，怎么能生出这么一个大胖小子来呢？

　　当时的日子，要是非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还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怎么过怎么觉着有奔头儿。

　　渐渐的儿子五岁了。白天送到厂门口一个幼儿园里，晚上的时候再由我把他接回来。那时候觉得每天都挺平淡的，而且每天也没有什么不同。其实现在回过头去想，一个人要是一辈子都能过上那种日子的话就已经是幸福了。能够一辈子守着自己的亲人，不离不弃的，有多好。

　　再后来，我发现自己骑车的时候总是头晕，手扶车把的时候也怎么都使不上劲，脚底下发飘，整个人就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慢慢的，我的眼睛和嘴角也开始出现倾斜，和同事坐一块儿说话的时候，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他们问我是昨晚受风了？还是工作太累的缘故？

　　终于，我意识到自己的病并非受风或者休息不够这么简单，于是就到眼科医院去查，随后又转到肿瘤医院，照完CT又照“核磁共振”，诊断结果一出来，我得的是“脑干海绵状血管瘤”，当时这结果把医生都吓了一跳，因为这个病在脑瘤中的发病率极低，目前没有任何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案。虽然知道自己的情况不好，可我还是乐观的。惟一的担心就是住院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很盼着能够早点出院回家。再后来，由于资金上的原因，玲玲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出院没多久，她又打听到北京有一家医院能够激光治疗这种病，于是就带着我到北京就诊。谁知两次手术下来，我的病不仅没好，反而留下手术后遗症，浑身肿胀，开始不停地呕吐。

　　玲玲陪我四处治病这段日子，儿子一直由姥姥照看。我想他了，玲玲就把他的照片带给我，那时候总害怕，怕自己有一天就这么睡过去，再也看不到他们娘俩了。我想，当时给我治病的那些主治大夫，谁也想不到我能活到今天，以他们的估计，我最多活不过3个月。假如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一定以为是有什么奇迹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