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如果他当时是因为寂寞，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无法解决生理问题，哪怕找个妓女，可能我都会原谅他，我不能原谅的绝对不是性的问题，而是感觉太可怕太不可思议，能让隔壁寡妇睡在我的床上，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以后怎么去相信一个人呢？他可是我最信任的人啊。

　　我这人的性格很执著，要么不做，只要我想做的事情，就会拼命去做。我开始闹离婚

。但他和单位领导都不同意。

　　我差一点离不了婚。20年前，离婚不像现在这么自由，除了社会上的观念比较落后外，亲戚朋友善意的规劝，双方领导的介入，党委领导还来做思想工作，折磨得我几乎想放弃离婚。因为考虑到他的仕途，我没有把他的过错公开，很多人不但不理解我，还在背后骂我是"骚货"，说我肯定是勾上了哪个男人，否则这么好的老公怎么还会抛弃。

　　第二年年底，眼看着单位领导还不批准我

　　这时候虽然离婚了，一方面精神上感到解放了，但一方面又已经疲惫不堪。

　　1989年，我主动要求调到郊区一个医院工作。

　　换了新单位后，本想安静下来，过平淡的生活。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下子有人传来他升官的消息，一下子又有人来做媒，一下子又有领导找我谈话，说要注意生活问题，再加上母亲老是要我再嫁人，真的是没办法呆下去了。当年年底，我就去了广州。那时还不能办停薪留职，只好先斩后奏，到了广州才向单位请假。

　　那时候的人，对工作基本上是“从一而终”的，除了组织调动，一般你在哪个系统，就一直呆到老，呆到死。单位是人们思想上的永远归宿，敢抛掉铁饭碗的人很少，而且常常不被人理解。

　　我刚开始在广州并不顺利。本来我想找本职工作，但找了几个月，都没有碰到医院招医生。后来到了远郊一家外资食品厂的医务室做厂医。医务室原来有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医

　　生辞职后，厂里才招我过来的，所以，我一进厂，就成了医务室主任。

　　虽然是主任，却没有任何地位。外资厂的级别不同，在经济地位上相差是很大的，比如，外籍总经理的月薪是4万，而副总是大陆人，月薪才6000多。医务室主任的级别还不算部门经理级，只相当于组长级，我的月薪才1200元。但当时这个工资跟内地比，算很高了。

　　其实，如果不是后来发生那件事，我觉得在远郊"隐居"下来，也不是坏事，所以我工作得很认真。

　　有一次，卫生部门突击检查卫生，本来厂区的环境卫生是不属于我管的，厂里有后勤部，也有行政部，但因为平时没出什么事，一直没有把责任细化。那天，领导让我带卫生部门的人员检查厂区卫生，主要是检查屠宰线、分割车间和冷库的卫生情况，但那天卫生人员却鬼使神差地去看厂里的排水阳沟。他们发现排水沟里有人倒了饭菜，还有很多大如猫的硕鼠，便找厂领导谈话。厂领导那天不知是吃错药还是被打错针，竟不分青红皂白地当众把我臭骂一顿。当时，我真希望地下有个裂缝，我马上钻进去，化成一缕青云。

　　在长沙那家医院工作时，不管人们背后怎么样搞小动作，在表面上都是平等的，哪怕跟院长之间，也没感觉他是特等公民，工资也相差不多。但在这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简直不被当人看。

　　我辞职的时候，总经理很虚伪，说“随时欢迎你回来”。离开工厂，我第一次感觉很窝囊，一个名牌大学生，一个医院的出色医生，就这么跟民工一样，背着行囊不知何处是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