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有时反而很羡慕民工。民工的压力是最小的，他们随时可以回家，他们有一亩三分地，他们一般不会去考虑什么地位、名利、户口和恶劣的竞争，只要有一碗饭吃，有一份工资拿，他们就可以呆下来辛苦却简单地干活。而像我这样的人，回去又让人笑话，又没面子，太差的工作又不可能去做，总不能让我去流水线做个工人吧？就这样，我竟然在广州连续4个多月找不到工作。

　　在广州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人世沧桑”，什么叫“世态炎凉”，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身不由己”。

　　后来，我突然打听到一个女同学嫁到了深圳，通过跟她老家的人联系后，我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便去投奔她。

　　毕竟是大学朋友，她很理解我的处境，让我住在她家。她老公当时是深圳某大型国有企业的办公室主任，小两口过得很滋润。

　　在同学家呆了一个多月，才找到了工作，到了一家香港慈善机构驻深圳办事处工作。那时，如果我再找不到工作，同学也烦了，我也只能走人了，深圳毕竟是个很现实的城市，我能理解。

　　我在这个办事处呆了三年，最后一年我被任命为办事处负责人。关于办事处的工作，我不想多说了。但有一点，必须让人们知道，那就是，有时慈善机构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慈善，他们的所谓捐款，也不完全是我们平常理解的捐款。

　　在这三年里，我几乎成了尼姑，没有接触过一个特殊的男人。不是我心态有问题，我深深地知道，在深圳这个地方，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谁也不会看你过去有多辉煌，更何况，我以前除了前夫是当官的，也没有什么辉煌可言。而前夫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沾不了他的光，所以，我必须咬紧牙关，沉默，沉默，再沉默，等有出头之日，才能活得像个人样，才能找一个像样的老公。

　　1994年，我终于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专门做不锈钢工程。这时我已经35岁了。记得当时深圳人的平均年龄是27岁，我突然感觉自己是个“大妈”级的人了，真的有点害怕。

　　在北方，你一旦被认为是“大妈”级的人物，在爱情和事业上上就很难被年轻人认同了。据说，倪萍后来不像早期那样受欢迎，就是因为突然人们感觉她是“大妈”级的人物。所以，我有时不敢照镜子。

　　再坚强的女人，除了事业外，寂寞的时候，其实最想的还是男人。我想，如果再等下去，我将因年龄的问题，成为终身遗憾。我开始有意识地跟一些男性交往。就在这个时候，在我生命中又出现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后来又成了我胸口永远的痛。

　　当时的华强北路还不热闹，而且路的两边没几家店铺。有一家公司策划在这里建"广告灯箱一条街"，灯箱肯定是要用不锈钢做的，这个工程要是能拿下，将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我亲自出马找承办公司的老总洽谈，谈判了几轮，只剩下我和另一家公司比较有希望。这家跟我竞争的公司其实是一家广告公司，他们自己没有不锈钢厂，挂靠别人的不锈钢厂就来拉业务，但广告公司老板业务很熟悉，竟然谈得人家心服口服。

　　不久，广告公司老板主动找我，说与其两虎相争，不如携手同行，两家报价统一，联手跟别人竞争，到时不管谁签下这个合同，两人利润平分。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便跟他合作了。

　　我们就这样开始交往。他也有过短暂的婚姻，而且年龄、经济状况相当，符合我的择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