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外国老板到厂里来招管理人员，我马上报名了。那时女儿才两岁，不会说话不会走路，我怎么肯下如此狠心离开女儿出国工作？我的想法有两个，一是走得远远的，离开这死一般的婚姻；二是多挣点钱，改善女儿的生活环境。被录用后我含着眼泪只身去了国外。

　　在外面一晃呆了两年多，我因身体不适，动过手术后回了国。我不慎在香港转机的时

候丢失了行李，回到上海已经是身无分文。我先前联系过佩君让他来接我，可是当所有乘客都走完之后仍然不见他的影子。一位好心的哥借了电话卡给我打电话，最后我叫车回了母亲那里。佩君得知我回了娘家后，气冲冲地来到我家里，手拍桌子指责我父母，说他们把我打工的钱吞掉了，对我开刀的事却不闻不问。我父亲当场就被气得中风送去了医院。

　　这件事后，我发誓要和这种男人一刀两断，但他家人反复劝说，而我又舍不得4岁的女儿。因此我又一次原谅了他，勉强维持这个家。

　　为了孩子而维持婚姻的例子，在采访中我和其他记者都遇见过不少。作为局外人，我们可以做到理性，可是，也许为人父母之后就不一样了吧？这个问题又一次困扰了我。

　　终于

　　女儿一天一天长大，家里的地方太小。正好姐姐家私房动迁分到了两套房子，他们当年到外地插队落户，现在只有一个儿子的户口在上海，因此另一套房子的户口本上暂时写了我父亲的名字。巧的是，房子恰好在某重点中学的学区里，女儿就要上中学，能去那里住自然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