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浪头的话让我忽然很辛酸，不知道为什么“对不起”三个字竟从我的口中脱口而出。“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说，他忽然用他那双温暖又厚重的大手捂住了我的嘴，然后，他转身无声地走了。雪花在他的背后飞舞着，他高大的背影在北国漫天白雪中忽然变得十分地凄凉和渺小。他似乎在用手擦着眼睛。我的眼睛竟湿润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许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我将永远地失去我的影子了。

　　我与立明陷入了死去活来的热恋。毕业后，我到父亲的公司做文秘，立明从了政，拨浪头去了新加坡工作。一年后，我与立明开始谈婚论嫁。

　　他回到了我绝望的门槛前

　　2004年夏天，厄运就在我憧憬着幸福的时候突如其来，我被检查出患有“脑部成神经细胞瘤”。此细胞瘤不同于普通肿瘤，不是具体地长在脑部的某一个部位，而是有游离的特性，随着身体的淋巴系统全身流动，根本无法做具体手术。

　　我父亲与主治医生在长谈后得知，现在除了欧美等少数国家外，再就是在香港的圣玛利亚

　　治疗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医生采取的是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然而也是最残酷的治疗方式: 他们选择了一种藏有微型放射粒子的胶囊，将其注入我发现了癌细胞的准确部位，然后等待这个小的“核反应堆”在里面发生作用，将癌细胞杀死，而不伤害身体其他正常的细胞和部位。这样几个月治疗下来，我身体内游离的癌细胞得到了良好的控制，但强大的副作用产生了: 除了头发脱落，身体浮肿和各种不良反应外，我必须住进防辐射的铅制病房，不能见任何人，包括我的父母。进出的医生都要穿上特制的防辐射制服和面具，每次见我都如临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