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一个周五,深圳的天空被连日暴雨洗刷后有了短暂的放晴。傍晚六点,我匆匆赶去莲花山南门赴约。那是一场奇怪的四人约会,参加者有我、女友欣如、我们共同的男性朋友小费,还有她。之所以把她单列出来,是因为在这场约会中,我和欣如小费是一伙的,而她是我们想要奋力摆脱的对象。
事后回想,才觉得这样做是多么残忍。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她给我打电话发短信,写情意绵绵的信
她叫梁平,三十五岁,未婚,原先在中山一家私立学校当老师。十年前,她因为心情苦闷,给当时在报社做情感专刊编辑的我写了一封信。由于事涉隐私,也不到发表的水平,我出于同情心给她回了几句话——就是这几句话,种下了因果。
从此每隔一段时间,长则半年,短则两三周,我总要接到她一封信,全是倾诉生活中的郁闷:和同事闹不和,校领导歧视她大龄未婚,学生淘气不听话……
一开始,我对她很同情。她也专程来深圳看过我,在报社的编辑部里,我像对待别的热心读者一样,热情而友善地鼓励她积极面对生活,跟领导和同事好好相处。她也答应我,回去要调整心态,好好工作,凡事往正面的方向去想。
没想到那次见面后,她给我的信突然增多,但我由于工作紧张,家里的琐事也多,无暇给她回信。她发出四五封信后看不到回信,就把电话打到报社,口气像怨妇:“你为什么躲着我?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对我这样?”
我把信拿回家给老公看,老公笑起来:“情意绵绵的,是个同性恋吧?”我很诧异:“她谈过男朋友的呀,同性恋怎么会谈男朋友?”但联想到她以往的言行,我也有点心虚,就下决心不和她交往了。
但这却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我不回信,她就锲而不舍地写;我不接电话,编辑部的电话就整天响个不停。为了她,我换了两个手机号码,但不知怎么回事,我每次换新号码,很快她就会打听到,我猜也许是我的同事不耐烦她的纠缠,就透露给了她吧。
我不接电话,她也有对策,就是不停地给我发短信,最多的一天能发上七八十条。我记得很清楚的其中一条,是说她和一个女同事的纠葛:“她不理我,我摸了她的手,她就不高兴了。”我忍不住回短信:“为什么摸人家?这是人身侵犯。”她发回来:“我给她打很多次电话,她接了电话又不说话,害得我这个月耗掉三百多块钱电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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