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采芹红楼剧照

　　几年前，周信芳的女儿——《上海的女儿》的作者周采芹女士曾经下榻于上海金茂君悦，当时我们的采访活动在83层的总统套房举行。

　　可以看得出，她非常喜欢金茂，当她站在窗前，俯视着黄浦江两岸时，两眼闪着迷醉的光茫，她说，她住63层，每到晚上，她从不拉窗帘，她要融化在满天的星斗和浦江两岸灿烂的灯光里。

　　她从小住在长乐路，那是一幢很洋气的洋楼。住进金茂君悦，她感到了一种延续，也感到了变化。所谓延续那便是上海的那生机勃勃的海派血脉没有断，在君悦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点，而变化也是明显的，浦东陆家嘴的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周采芹是那种脸部表情和肢体语言都很活跃的人，她推门进来时，说：我很有力，我打过拳王阿里，而阿里则对她说：“你不要打我，你打不过我。”说着，周采芹扬了扬右拳：“哈哈，就是这个拳头打过的。”

　　郝思嘉在开舞会(长乐路)

　　读了《上海的女儿》，并且采访了作者--周信芳的女儿周采芹，所以决定去瞻仰周信芳的故居。

　　长乐路还是那么的幽静，狭狭的路两旁镶着浓绿的梧桐，车少，人稀，也少有店铺，房子和两房的围墙都已粉刷过了，是一种比较嫩的黄色，令人温馨，也令人有稍许的忧郁。在近常熟路的那一头，我们看到了两扇紧锁的铁门，黑漆黑漆的，保持着沉默，门旁的立柱上，有一块同样黑色的铭牌，上书：周信芳故居。哦，这便是我们要寻访的处所了。门依旧沉默着，我们自然是没有理由干扰它的。从门外仰视，目光只能够着探出的树枝和房屋的尖顶。于是，我们只得冒昧地登上了对马路的公寓楼，从那儿才算粗粗地观赏到了故居的外观：正如《上海的女儿》中所说的，盖房子时因为要将就风水原理而使它的朝向很别扭，朝着东南方向，就像一个方房子斜着放在了方地基上。房子本身倒是很漂亮，有一个拱门和百叶窗，前面带着阳台，阳光充足。周采芹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3 年。她们在这里开过通宵舞会，也用非常优雅的礼节接待过年轻的男性朋友，当她穿着第一件苹果绿的绸缎夜礼服走下楼梯去见来宾，就好像是电影《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在开舞会一样。

　　周信芳是著名的京剧演员，他严格地恪守着中国传统，平时生活饮食起居都严格的中国化的，然而，周采芹母亲的血统里却有1/4的西方成分，受的是国外教育，很时尚，很modern。在周采芹很小的时候，她母亲就从拍卖行里买来了一张桃花心木的长方形餐桌和英国式的高背椅子，于是，周采芹和她的姐妹弟弟们在母亲的训练下，学会了用娴熟的姿态吃西餐，她们家还请了法国厨师。不仅如此，父母们还为孩子们请了英国和法国的先生们上课。所以，当今天我们采访周采芹女士的时候，她很骄傲，她把自己看作是个国际人，她从小就受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教育。

　　我们是cool的人(英国)

　　1950年，周采芹离开上海去香港读书，周信芳简单而温和地对周采芹说一句：“你要永远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他今生今世对女儿讲的最后一句话。从此之后，周采芹再也没见过父亲。

　　过了一年，周采芹又去了英国皇家戏剧学院读书，从此之后，她在英国生活了30年，在这次采访中，当记者问她最喜欢哪里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很喜欢伦敦，最喜欢伦敦。”英国的天气真是变化无常，饭菜也难以下咽，尽管这些都不算大问题。周采芹发现英国人对谈天气的着迷程度简直就像中国人谈论食品一样。中国人的问候语是“吃了吗”，而英国人见面的头一句话不是“今天好冷啊”就是“天气有点凉啊。”周采芹说，尽管我这么痛恨英国饭，奇怪的是，多年以后我回中国，有时会留恋起咸肉配鸡蛋、香肠加土豆泥、威尔士烘乳酪，更不要说三文鱼和鱼子酱了。

　　年轻的周采芹很快地在英国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9年11月，在伦敦威尔士王剧院演出了话剧《苏丝黄的世界》中，她扮饰了主角苏丝黄，这是一个善良的妓女。

　　令人吃惊的是，这出戏居然在时装界引发了一场轰动。女人们放弃了追求做金发美女，转而留起长长的直发，甚至还把头发染黑，用黑笔把眼睛画成了东方式的杏仁眼。1959年的圣诞晚会上，旗袍成了最流行的晚装。

　　周采芹在英国有过两次不很成功的婚姻，当记者问她，为什么你在排序的时候，把父亲排在最重要的位置，然后是儿子、丈夫，丈夫为什么排在最后周答道：父母对我影响最大，所以排在最重要的位置。我现在单身，丈夫自然要排在后面。其实我经历过两次短暂的婚姻，我发觉婚姻、丈夫没什么意思。有职业的女人很难做到职业与婚姻兼顾，而且现在职业女性不用再靠丈夫吃饭了，丈夫还有什么用丈夫还有什么意思《苏丝黄的世界》演完之后。周采芹开始了一段歌舞生涯，她去各地的餐馆演唱，一唱就是5年，走遍了全英国，也去了欧洲大陆的好几个城市。

　　周采芹说，我在餐厅里唱歌，唱给贵族听的时候，我会摆出一种很傲慢的态度来唱，贵族就佩服我，不会看不起我；但唱给蓝领听的时候，我就平易近人地唱。在英国我是真的看到了阶层的差别，拿吃饭来说，下层人吃饭称作hightea，晚饭不过是两只虾、jam果酱，中等人就不一样，上等人要很名贵的 wine。不过现在越来越国际化、大众化，很多东西都同化了。

　　60年代的伦敦繁荣了，年轻人生气勃勃地享受着生活。周采芹她们这些被人们称为“美丽的人”的时髦女郎们甩着一头长发和眨着长长假睫毛，当着电影明星的大笑，头往后一仰，半张着嘴，微微露出牙齿。男人们则留着长发和胡子，既要勇猛纯正，又要富于革命性。他们放弃了英国的传统服装，不管身材好坏都毫不脸红地要穿上大敞领的衬衫和紧绷的瘦腿裤。周采芹说，我们发明了一个新词“cool”。我们看上去cool，态度也cool，我们是cool的人。

　　周采芹不仅在演艺圈内做事，为了经济保障，还做了房地产。开始是成功的，金钱滚滚而来。但随着70年代经济大衰退的到来，她破产了，她的精神崩溃了，她甚至试图自杀过。

　　第二个春天(美国)

　　1974年7月，周采芹去了美国，投奔亲友去了。这是一段压抑的日子。起先她在弟弟的餐馆打了6个月的工，做一个接待员，接下去，又到哈佛大学科学艺术学院管理过档案。然而，周采芹并没有被压垮，在工作之余，她还去搞实验话剧。终于，一个埋藏在她内心深处很久的一个念头苏醒了：她想上大学去。她进入了塔夫茨大学戏剧院。这对她来说像是第二个春天。在学校里，她不仅要学习繁重的课程，而且还要给其他学生讲授她的表演经验。

　　1980年，周采芹又回到了中国。从纽约到北京的航程是26个小时，她是先到上海然后再去北京的，但她并没在上海作逗留，而是马上去了北京，她要有一个缓冲，一个心理准备，才能面对上海。30年过去，无论是上海还是她个人，变化都太大，这种面对太触目惊心。

　　周采芹到北京的那天是1981年9月5日。她的航班晚点了很多。当她看到一个人举着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她的名字“周采芹”时，她很激动，是的，她这个浪迹天涯的赤子又回来了。周采芹在中央戏剧学院给学生上课，在那儿，她导演了《暴风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1982年1月底，周采芹终于到了上海，她要面对长乐路老家了，到父亲周信芳书房门口，她停住了脚步。这是父女两人告别的地方，房间里既空荡又干净，只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墙上是一张父亲的大幅照片，周采芹不由自主地下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