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周采芹是在八十年代末。《末代皇帝》在伦敦首映，当时发行公司给我提供了伴侣票，我却正在离婚而没有自己的“伴侣，”就把票送给了卢燕。到了伦敦，刚住进酒店，卢燕就说要带我去见一位朋友。

　　我们坐计程车来到一所旧公寓，我不记得是坐的电梯还是走的楼梯上的楼，只记得楼道很暗，采芹为我们开门的时候，公寓里显得很亮，而她是逆着光的，给人一种神秘感。 印象中她好像穿着起居的衣服，脸上也没化什么妆，但是她一低眼就显出两排又黑又密的睫毛。

　　公寓是什么样的我已经记忆模糊了，只记得到处都是书。采芹和卢燕谈起一些他们共同认识的而我毫不熟悉人，我的眼睛就情不自禁地留在采芹身上，想象着她起身后第一件事先把假睫毛贴上，然后就开始读书的样子。她们俩说话的声音好像是背景音乐，我只看到采芹闲聊时态度有些消沉，似乎有些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

　　突然，她们俩好像是换话题了，我看见采芹的眼睛亮了，面颊也红了，脸上的表情丰富起来。我注意到原来这个小个头女人有那么响亮的女低音。她兴奋地谈到回上海、北京教戏剧的事。她指着屋里堆着的书本说，为了恢复和增强汉语表达能力，她开始用中文读中国历史和文学书籍。同时，她还在把一些国外的名剧和戏剧教材翻译成中文。具体是哪些书和剧现在记不清了，也不重要，当时让我震撼的是这个女人对戏剧的爱。只有谈到根戏剧有关的话题时她是眉飞色舞的，其他一切对话似乎都是些无聊的客套。

　　我坐在那儿听卢燕和采芹说话，插不进什么嘴，也不想插。临走时采芹给了我一本她写的自传《上海的女儿》。从伦敦到洛杉矶的飞机上我看完了《上海的女儿》，方才知道采芹姓周，是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女儿。她十六岁到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学习，六十年代在伦敦百老汇曾经红极一时，全伦敦都知道周采芹这位“中国娃娃”。

　　再见到采芹是在一两年后，她刚从伦敦搬到洛杉矶，在好莱坞一栋公寓里安了家。我们俩约好了在Melrose街的一家餐馆吃午饭。她只化了点淡妆，还是带着她那双又黑又密的假睫毛。我当时想，她的假睫毛是不是有点像我的高跟鞋？我哪怕全脱光了也不能不穿高跟鞋。没有了它们，我就失去了自信和安全感。采芹告诉我她准备在洛杉矶白手起家因为这里的工作机会比伦敦多。我听了有些感动，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经历过多少荣耀和富贵，多少坎坷和挫败，现在又一次连根拔起，从头开始。好像她深厚的家庭背景、丰富的人生旅历、优秀的专业才华都还不够，她用那副假睫毛把自己武装起来。

　　那年我已经离婚，并深深地陷在一段跟已婚男人的恋情中。也许男人是我自己的当务之急，就觉得对她一定也是重要的，便跟采芹提起男朋友、结婚之类的话题。她看了我一眼说，“男人。”好像那是世界上最单调无聊的话题。大概是看见我脸红了，她抿起嘴角笑着说，“什么样的我都有过了，曾经把他们当早餐吃的。”然后她就刹车不说了。采芹劝我试试演舞台剧，她说那种观众当场的反应是多么的刺激，电影电视表演跟舞台表演相比太没劲了。我告诉她我对人群的恐惧，一站到舞台上我就跟根棍子一样紧、一样木。而电影摄影机对我来说是情人，在它面前我愿披露一切。

　　那次后我们又见过几回，然后我就搬到了旧金山。时不时地我会在荧幕上见到她，角色都并不大，但演什么像什么，是个极有生命力的演员。真正见证到她的演技是在舞台剧《金孩子》(Golden Child)里面。那是美国著名的美籍华人剧作家David Henry Huang写的他曾外祖父、曾外祖母和他外祖母的故事。采芹演的曾外祖母令人难忘，她的悲情、她的执著、她的幽默、她的可笑，表现得淋漓尽致。采芹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停顿，每一个形体动作都是那么精准，简直是炉火纯青。

　　演完后我到后台看她，她脸上的妆和身上的服装被泪水、汗水浸透。从她的形体动作看她有些累了，然而她的眼睛却异常的亮，一副女人被狠狠地爱了一宿的样子。舞台是她的情人，她的毒品，她的美酒。

　　《金孩子》在旧金山上演的那个月里，我还见过她几次。她离开旧金山后我们的联系中断了好多年，直到这个月我去洛杉矶给AFI当评委，我们才在朋友家又相见了。那晚，由于种种延误我们九点后才吃到饭，都饿得发慌了。我们开吃的时候采芹还没到，她进门的时候我正在狼吞虎咽地吃那盘堆得高高的食物，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你还是像以前那样吃法呀？你可是有发胖潜力的那种人。”我一面笑一面看着她，采芹没怎么变，只是没有了假睫毛。

　　那晚我们聊得很开心，采芹的许多黄色笑话引起我们哄堂大笑。但是我第二天早上要开会讨论得奖影片的事，不能搞得太晚，就决定第二天晚上一起到洛杉矶东面的一家上海馆子吃饭。

　　那家馆子离采芹住的西好莱坞开车得45分钟，我和另一位好友接上她后在车里静静地聊了些在喧闹的晚会上没法聊的事。她说她每天要背诵一首唐诗或宋词，不是为了闲情逸致，而是为了锻炼记忆。David Henry Huang 把《上海的女儿》改编成单人剧，采芹一个人要背下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台词。我告诉她近20年前我曾经想把《上海的女儿》改成电影，由我演她，但是她的书抒情太少，尤其是男女之爱情。我佩服她的文字没有廉价的感伤，但是也没法想象一部电影、或者一个人生是没有那一次决定性爱情的。她跟我说，“的确没有你要的那个伟大的恋情，我总不能瞎编吧？总是有那么一天，早上醒来，看着身边那个人我就想‘这人要不在多好！’我的生命是用来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我只想做自己能做到的最好的艺术家，别的什么也不要。”

　　采芹跟我提到她的一个大姐，最近成了寡妇，生活对她突然成了一件困惑和失落的事。 “她是我们兄弟姐妹中神经最正常的一个，结婚、生子，贤妻良母。”采芹有些伤感地说，“到最后还不是孤零零一个人？她又不会一个人过。”采芹是因为怕失去而不愿拥有吗？我想不是的。她的一生大起大伏，从来没有谨小慎微、患得患失地生活过。她的选择是在杜绝掉一切退路。她只要演戏，也只能演戏。有丈夫的时候她并不想做妻子，有儿子的时候她也没兴趣做妈妈，舞台才是她的家，是她唯一的恋情。

　　45分钟的车程很快过去了，等我们跟另外一帮朋友们坐到餐桌上，采芹又开始讲笑话逗大家乐。大家说她打扮得高雅得体，她笑着说，“我年轻的时候，随便穿上件什么小衣服都性感、可爱。现在只能花好些功夫得个‘高雅得体’。那时候我把车开到一条极窄的死胡同里出不来的时候，眼前会突然出现八个小伙子，把我那小车抬起来掉了个头。现在，异性恋的男人看都不看我一眼，所以我住在高档同性恋区，同性恋的小伙子特欣赏我的‘高雅得体’。”

　　听着她呵呵的笑声，我想起近20年前第一次见到的采芹，她坐在窗前，逆着光，有一种神秘的、颓废的美丽。今天在中餐馆的顶头日光灯下，她脸上细细的皱纹，淡淡的阴影都被无情地暴露出来，但是她显得阳光、健康，比那时候要快乐许多。也许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孤注一掷，准备独立一生？她说现在是她的第三个春天，她对自己的下一幕充满了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