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陈文茜以她“波希米亚人”的着装风格,彻底改变了从政女性乃至职业女性的生存模式:让女人回归妖娆的外表。从某种程度上讲,A陈文茜和CocoChanel一样,她们在不同的时代却做了相同的事情:反抗社会制度对女性的诸多牵制。陈文茜,台湾政坛的艺术家。
在诸多解读“陈文茜现象”的文本中,陈文茜的颠覆穿着是来得最为猛烈的。她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以她“波希米亚人”的着装风格,真正改变了从政女性乃至职业女性的生存模式。女人从政如果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那么从政的女人为什么要以牺牲她们的性征来取得成就?在这一点上,即使当下奥巴马夫妇的平价着装已经称得上给美国的政界来了一个大扭转,也不及“陈文茜现象”在1995年于台湾政坛上的改革来得彻底。尽管在1998年作为唯一一位台湾籍入选《亚洲周刊》英文版25位“创造趋势的人物”,但陈文茜的影响却远不止于此。
每一位创造趋势的人物都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在这个背景中,陈文茜超越太多。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会穿低胸衣和超短裙,而是自女性离开家庭参加社会工作以来,都被教育以强势男装来掩饰女性特质为专业诉求。60年前Dior的“新形象”、伊夫·圣·罗兰(YvesSaint Laurent)的“吸烟装”都在以女性来模仿男性,而称得上世界上最伟大的时装设计师之一的可可·香奈儿(CocoChanel),亦被后人在其自传电影中将“第一位穿裤装”、“第一位将男装元素改造为轻便易穿型的女装”作为她改变历史的亮点。半个多世纪以来,职业女性在这些包装下,正在慢慢地遗失自己作为女性本我的个别存在,于是使得低胸衣和超短裙成了职业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永远远离的单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女人们必须走进社会,追求轻便的女装以便适应工作需要,香奈儿正好提供了这些需要,她的叛逆让她在那个时代大放光芒。而陈文茜在她的时代创造了什么?答案是,让女人回归妖娆的外表。陈文茜的思想和见地,决定了她的选择是随性但也是深思熟虑的:“我注意到大多数女人从政的第一步就是否认自己是女人。比如先从整个外表上让大家忘记我是一个女人,才能达到专业跟权威。所以大多数女性找了一个很安全的方法,可是这个安全的方法从某个程度来讲,是你否认每一个人的特殊性,而且否认你自己的特殊性,否认你自己代表的性别。”陈文茜阐释得如此到位。
连自己说的话都不相信的人,似乎也不能授信于他人。陈文茜的主张跟她穿着的皮裤,她随心所欲的搭配,或者她变化多端的发色一样旗帜鲜明,尽管你可以不认同她的搭配方式,但你无法抗拒这种着装方式的拷问:到底为什么女人不能穿得像女人该有的样子?连战、宋楚瑜带领台湾政治团体到访大陆时,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恰恰是那些随团的女政客——她们正如陈文茜希望的那样花枝招展。从某种程度上讲,陈文茜和CocoChanel一样,她们在不同的时代做了相同的事情:反抗社会制度对女性的诸多牵制。
有人这样评说陈文茜:“她是一个不好对付的、精明的持异见者。”陈文茜的精明在于她不会牺牲自我的思想言行自由去效忠于某个政治立场。如果说她有野心,那就是,女性的立场更为永恒;如果说她没有野心,那则是,作为一个独立人,她认清了自己在政治上无法妥协的部分:“我其实是超越不了我性格的某些限制。”
或者,陈文茜还不算一个成功的政客,但她绝对是台湾政坛的艺术家,是塞纳河畔蒙特马特大街来的波希米亚人。影响一些人的想法,凭着口才就可以做到,但要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观念,还必须有可以振奋和渗透他人生活的能力。陈文茜从来不穿行政套装,她有着普通男人难以匹敌的剽悍的生活哲学,但她更热爱在穿着上去区别于男性,而非变成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