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将自己的新年描述得活色生香：全家族的人会从世界各地回来聚在一起，然后由她来安排一大家族的人吃吃喝喝，出门旅游。虽然已46岁，且没有个人的家庭，但她跟别人说起自己的生活，总是这么热闹，快乐。

　　这位出身于台中一个大家族的女子，成名于台湾政坛。19岁大学毕业时，就开始助选，曾经被评为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也被视为台湾中产阶级的民意代表。2001年，她轻松以高票当选台湾“立委”。在政坛风生水起的同时，她还在台湾主持一档著名的政论节目《文茜小妹大》，用媒体，护航她的政治理念。其中被她批评最多的，就是陈水扁。李敖曾“充满嫉妒”地说陈文茜：除了歌剧和歌仔戏，从写书到广播到电视，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通吃了所有媒体。

　　2005年是她转型的第一年。她结束“立委”任期，转台到凤凰卫视，做一档面向内地观众的话题节目《解码陈文茜》。她声称也将自此结束政治生涯，潜心搞文学创作。

　　在政坛时，她知道民众要什么。1995年，她从美国回台出任民进党文宣部部长，组织了辣妹助选团。载歌载舞，热闹欢腾的竞选场面，洗刷了民进党长期以来的苦情形象，让台湾民众在饱览政治秀的同时，也“认识”了民进党。台湾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坚持的路线是：非统非独，但希望民主进步。陈文茜曾是这种观点的代言人，而且由于她思维敏捷，辩才无碍，每次在公开场合的论辩中，都能将这种观点“光大发扬”，而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台湾中产阶级的民意代表。

　　做媒体时，她知道观众要什么。政治上的鲜明风格，也延续到她的节目中。相较四平八稳的坐而论道，她的节目总是鲜明地亮出观点，很少有模棱两可的判断。她说，观众看陈文茜的节目，不是看嘉宾怎么看这个事情，而是看陈文茜对这个事情怎么说。这是典型的陈文茜式的自信。而作为一个以敢言著称的“社会牛虻”，2005年初她在面向内地的这档新节目中，批评中国在东南亚海啸中的赈灾表现，立刻引起了大陆观众的批评。她说，我就是希望有争议，大陆这边的观众有一个不能接受批评的心态，我的节目就是要挑战这样的心态。

　　接通电话时，声音轻柔妩媚，很难把她与一个词锋锐利、咄咄逼人的女人联系起来。她说，她在意的是作为女人的历史地位，也高兴人们的争议。这两者都代表着不被遗忘。

　　让很笨的人来统治我，不如我去统治很笨的人

　　陈文茜恋战台湾政坛几十年，她表示在凤凰的节目中要把政治的比重降到最低，重心将放在文史一类。但《解码陈文茜》开播至今，她的节目还是更多落脚到政治性的话题，尤其是台湾政治。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你的新节目以文史类为主，但迄今为止几期节目，还是更多关注了政治领域的话题。

　　陈文茜：我不是一个传媒人，而是一个评论家。我的节目是选取我能发表意见的，能控制的话题。

　　我做有关台湾政治的话题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我曾经是里面的核心人物。比如两岸包机直航，轮到我做的时候，包机这件事的现场细节已经做烂了。所以我做了包机直航的下一步是什么？

　　我选的嘉宾也都是核心人物。张荣恭，我知道他曾经是第一期参加包机谈判的核心人物。还有石齐平，他也不是简单的时事评论员，曾经是海基会的副秘书长。我做政治话题都不是花边的，会有很多揭秘。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前半生在政坛上交替扮演着演员和观众的角色。这次离开台湾来凤凰做节目，是暂时离开舞台去做一个观众吗？你最终还是会回到这个舞台上吗？

　　陈文茜：我70岁以后再回(政治)去。因为这是李敖给我的启示。如果没有老到退化到一种程度，对很多事情还会有很多感觉。像李敖现在，写稿子写不出来，小说也写不完，70岁呢，找女朋友又很难，当他一切都不能做的时候，只有去做政治工作，进棺材前再大闹一场，我觉得蛮不错的。

　　在台湾，政治是最容易出名的行业，它不需要太大的能力，政治人物只消够敢，够机运。政治需要的是庸才，创作才需要天才。

　　中国新闻周刊：你把政治描述得这么不堪，为什么19岁的时候就选择政治，并在其中流连这么多年？

　　陈文茜：政治是一门奇特的行业，救人很难，害人很容易。布什当美国总统四年，他救了谁，答不出来，他害了谁，人们可以列举一长串。与其把台湾政治让给一群坏人，集结成大规模的害人集团，不如在政治里放些好人。所以我选择政治。让很笨的人来统治我，不如我去统治很笨的人。

　　我外公死的时候我才5岁，我叔公是谢雪红的秘书，是个中国共产党员。我从小深受左派理论的影响，又深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具体是哪一个影响了我，到底是我小时候无意中，看李敖的书，看胡适的书，看殷海光的文章呢，还是我天生叛逆？不知道。我天生是一个浪漫而叛逆的人，像我这样的人，要忍受现状，沉默不语，比较困难。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现在要选择离开政治呢？

　　陈文茜：因为够了，我要去做其他的事情。当“立委”那两年半，我常常想，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干这行？台湾“立法院”值得尊敬的同仁，现在多数纷纷选择离去，留下来的优秀人才，多半也是不得已，因为还没找到更好的人生事业。

　　对我来说，已经强到任何人都统治不了我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初支持民进党，后来又帮助泛蓝阵营助选，有人说你是政治变色龙。你为什么会改变原来的政治立场？

　　陈文茜：我既不是“统派”也不是“独派”，我宁可当柠檬派或者苹果派，我非常反对民族主义。

　　当中国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中国好，因为中国总是一个熟悉的国家，因为中国文化是我们熟悉的文化。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被操纵出来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几乎没有办法归类的思想，它比较适合没什么头脑的人去想，不太适合我。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被评为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但你在政坛也经常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陈文茜：没办法。台湾社会跟中国传统儒学社会的承接是较远的。在台湾搞政治，谁的脸皮厚，谁就是赢家，这是一个极端不讲教养的政治环境。中国大陆有帝王传统，宰相有宰相的样子，大臣有大臣的样子，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台湾是个移民社会，人跟人之间没有情分可言，只有利害和竞争。台湾在政治上有个很极端的现象。民众没有能力淘汰那些没有教养的人，甚至还是没有教养的政治现象的拥护者。所以说，观众烂，戏也就烂。一个很落后的社会，唱昆曲是不成的，昆曲只有在江南那样富丽的社会才可能存在。

　　还是女性的特质最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定义里，怎样的人可以被称为杰出女性？

　　陈文茜：非传统的女性。我有一个信仰，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要当两个用，我要自己当这个观念的实践者。上半生做一个政治人，下半生做一个文化人。我告诉自己，以后要把大多数的时间花在写作上，把时间花在跟文化有关的创作上。

　　去做文学创作的时间很有限，我现在起步都觉得年龄太大了。人生最好的创作时间是30～40岁，我都全部消耗在政治工作上。

　　但我有一件事情是比较好的，这件事情上我绝对非常自信。我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者，我的创作不一定是文字的，我对影像非常敏感，我的文字里头有非常多影像的元素。

　　比如我接下来要写慈禧。我现在对孙殿英盗慈禧墓之谜充满了想象，我对此着迷。盗墓者非常害怕，因为他们觉得慈禧这个女人太坏了，谁要盗她的墓，必得诅咒。他们半夜进去，后来找到一个曾盖墓的老工人，他告诉孙从这个洞打下去就是，才让他找到了地宫的入口。后来孙殿英进去找的时候，太匆忙了，他怕慈禧怕到连死了以后还怕。结果慈禧的身体从墓地里被拖出来，丢在地上，脸趴向地面，上衣都剥光了，嘴巴里的明珠被挖出来，牙齿掉了满地，可见当时盗墓者是多仓促，多害怕啊。溥仪后来跑去看慈禧的惨状，跪着俯拜天地大哭，那一刻他才真正体会，清朝之亡，亡得多么彻底。

　　我希望有导演把它看中，改编成剧本，拍成电影。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多历史人物，为什么你会对慈禧感兴趣？

　　陈文茜：因为她最后太惨了。她的墓本来是太后之墓，但她不甘愿，她要的是帝王之墓。我觉得我写慈禧会比一般人写得好。我理解那种男人对她的害怕。我比一般的男性作者也会好很多，他们哪里懂得，一个女人，一个成名的女人死的样子。

　　中国新闻周刊：有舆论认为，你是台湾中产阶级的舆论领袖，而你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多因为你代言了中产阶级的愿望？

　　陈文茜：我不太认同，我代言的是台湾的杰出女性。我觉得还是女性的特质最重要。

　　陈文茜衣着花哨出位，言谈妩媚。这些形象与为人称道的智慧，锐利的词锋组合在一起，让她成为一个明星式的政治人物，多次名列台湾男人票选梦中情人的前列。

　　和很多辗转在权力旋涡和社会焦点中的女人一样，陈文茜至今仍然是单身。但这并不表示她拒绝爱情。在她的一篇文章《女人夕阳情》里面，她将一个中年女人对爱情既盼望、又害怕的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文字里有“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小儿女情怀，也有人到中年，千帆过尽的感慨。

　　但在采访中，她说，这篇文章是在病中写的。或许因病中脆弱一时感伤，才写下那些对爱情示弱的文字。她愿意给大家看的，是一个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活得帅帅气气，游刃有余的陈文茜。不怕单身，也无惧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