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铃叮咚一声，将王小灯吓了一跳。

　　谢天谢地，总算回来了。

　　小灯捂着胸口，朝楼下跑去，可是丈夫杨阳已经抢在她前头去开了门。

　　门口站着一队穿着束腰紧身长裙和红披风的女子，手里各拿着一本乐谱——是救世军的圣诞唱诗班。

　　为首的那个女子将提琴轻轻一抖，一阵音乐水似的淌了出来：

　　以马内利，恳求降临！

　　救赎被虏以色列民；

　　沦落异邦，寂寞伤心，

　　引颈渴望神子降临。

　　小灯收住脚步，闭着眼睛捂住耳朵，坐在楼梯拐角的那片黑暗之中。她知道此时窗台上的那棵圣诞树正在一闪一闪地发着金色和银色的光，路上的积雪已经被街灯涂抹得五彩斑斓。她知道此刻风中正刮扬着一团一团的笑语欢声，唱歌的女人腕上有一些铃铛在叮啷作响。她知道这是一年里一个不眠的夜晚，可是这些色彩这些声响似乎与她完全无关，今天她受不了这样的张扬。

　　欢欣！欢欣！

　　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

　　小灯的脑壳又开始疼了起来。

　　小灯的头疼由来已久。X光，脑电图，CT扫描，核磁共振，她做过世上科学所能提供的任何一项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多年来她试过中药、西药、针灸、按摩等等的止疼方法，甚至去印第安部落寻过偏方，可是一直没有效果。她曾经参加过一个有名的医学院举办的疼痛治理实验，一位研究成果斐然的医学专家让病人一一描述自己的疼痛感觉。有人说针扎。有人说虫咬。有人说锥钉。有人说刀砍。有人说绳勒。

　　轮到小灯时，小灯想了很久，才说是一把重磅的榔头在砸——是建筑工人或者铁匠使用的那种长柄方脸的大榔头。不是直接砸下来的，而是垫了好几层被褥之后的那种砸法。所以疼也不是尖锐的小面积的刺疼，却是一种扩散了的、沉闷的、带着巨大回声的钝疼。仿佛她的脑壳是一只松软的质地低劣的皮球，每一锤砸下去，很久才能反弹回来。砸下来时是一重疼，反弹回去时是另外一重疼，所以她的疼是双重的。专家听完了她的描述，沉默许久，才问：你是小说家吗？

　　她的头疼经常来得毫无预兆，几乎完全没有过渡。一分钟之前还是一个各种感觉完全正常的人，一分钟之后可能已经疼得手脚蜷曲，甚至丧失行动能力。为此她不能胜任任何一件需要持续地与人打交道的职业，于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丢失了一些听上去很不错的工作，比如教授，比如图书管理员，再比如法庭翻译。她不仅丢失了许多工作机会，到后来她甚至不能开车外出。有时她觉得是她的头疼症间接地成全了她的写作生涯。别人的思维程序是平和而具有持续性的，而她的思维却被一阵又一阵的头疼剁成许多互不连贯的碎片。她失去了平和，却有了冲动。她失去了延续的韧性，却有了突兀的爆发。当别人还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惯性中昏昏欲睡时，她却只能在一场场头疼之间的空隙里，清醒而慌乱地捡拾着思维的碎片。她只有两种生存状态：疼和不疼。疼是不疼的终结，不疼是疼的初始。这样的初始和终结像一个又一个细密的铁环，镣铐似的锁住了她的一生。从那铁环里挤出来的一丁点情绪，如同一管水压极大而出口极小的龙头，竟有了出其不意的尖锐和力度。除了成为作家，她不知道该拿这样的冲力来做何用。

　　即使捂着耳朵，小灯也听得见楼下混乱的“圣诞快乐”声，那是杨阳在和唱诗班的女人们道别。小灯猜得出他正摸摸索索地在口袋里寻找合适的零钱——那些女人圣诞夜到街上来唱诗，是给救世军筹款的。自从小灯和杨阳在六年前搬到这条街上来之后，几乎年年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