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尽管李少红一直小心回避着评论界和传媒对她本人的过多关注，但自从她完成《红粉》、《雷雨》、《大明宫词》这三部女性色彩非常鲜明的影视作品之后，她就再也无法回避男性主体社会背景的时时笼罩和审视。

　　因此如今她常常会面临像这样的提问：“你作为一名女性，为什么要选择去当导演？”、“作为一名女性导演，您是不是感觉自己做得很难？”既然这种性别预设已经先摆在了面前，所以对这些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无论李少红如何作答，都显得有悖世俗常情甚至不近“男情”，因而尴尬。

　　“职业女性”，眼下正是众多白领女性引为骄傲的一种时髦称谓，它大概专指那些经济收入不菲而且社会地位不低的女人。可李少红却认为：在所谓“职业女性”四个字的背后，其实也包含着很含混、暖昧的双重含义－－它首先是暗示某一名女性的社会义务：家庭、妻子、母亲、儿媳；其次，才是指女性在社会公众层面的被承认：比如事业、地位、成就。

　　当然，成功的男人同样也会面临上述两层社会含义的“考核”，但与女性截然不同的却是，如果哪个男人放弃前一种义务，他都会得到最充分的社会原谅，甚至还会因此获得“他为事业连家庭都顾不上了”之类的性别赞扬；但如果换一位女性试试，事业无成、终生碌碌，那全都无所谓，甚至还能得到“贤内助”、“无才便德”等等美称。

　　或许做一名女导演多年，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所以李少红并未因为种种来自各方面的性别歧视，就在自己的创作上有所妥协和收敛，而是更坚韧地坚守着她的女性视角和独特创作个性。如果说这种尝试在《红粉》只能算崭露头角的话，那么导《雷雨》则是比较大张旗鼓，到《大明宫词》时已经是发扬光大了。而现在在她的新作电视剧《橘子红了》之中，正可谓非常游刃有余了。然而即使李少红如今早已在事业上成就斐然，可她却仍然会经常不断低调声明：以前我所做的这些，仅仅就只是属于个人的一种“艺术实验”，它既不具典型性，更不带普遍性。

　　当然，李少红的独特性，和她本人的成长经历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和原因。关于这一点，我先来分析李少红独特的“女性视角”，再接着讲述她作为一个女人曾经的“蹉跎岁月”。

　　个性来自独特的视角

　　如果将李少红的3部代表作品的题材不同、故事不同完全从形式上剥离之后，我们就不难察觉它们在内容上的趋同之处：《红》、《雷》、《大》的女主角，无论是当妓女、当姨太太还是当女皇当公主的，她们的个人情感命运，都一样充满哀怨凄婉；而且到最后结局终究逃不脱同样的悲惨决绝。我暗暗猜测：在如此殊路同归的故事背后，是不是也暗示了导演个人内心的某种潜意识呢？

　　“我11岁的时候就来了月经，当时母亲不在，是父亲告诉我应该如何处理。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和另一种人不一样。我跑进厕所，关上门哭了。我觉得自己很不幸。我将这一生理现象视为一种痛苦，一种麻烦。没有人告诉我它是和生育联系在一起的，意味着我的成熟。我想生活在我那个年代的女孩，受到的性教育大致和我差不多。这也并不是父母的错。”或许，人们能从李少红这段个人独白背后感觉到那种难言的内心苦涩：当一个少女情窦初开本当阳光灿烂之时，她却对自己毫无鲜明的性别自觉。甚至在懵懵懂懂之间，那一段本该色彩绚丽的少女年华，就被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完全给粗糙强硬地“磨砂”过去了。

　　当我从这个“精神分析”的视角，再重新回头切入李少红的前后创作，就马上得到了许多意外的发现：为什么《红》、《雷》、《大》的女主角，她们的初恋总是被演绎得那么充满美好渴望又那么美妙动人？而每当她们对整个男性社会发出痛切的埋怨、谴责甚至愤怒时，为什么从来都是那般凄凉和无奈？作家史铁生说过：凡一个人的心理情结，往往都形成于自己的童年和少年，这种“情结”一旦形成，就肯定会伴随每个人的此生今世。如果当这种“情结”一旦再被铸定在某位艺术家身上，那就肯定会从他们的作品之中时隐时现甚至暴露无遗。

　　当然在李少红的作品之中也会有极个别的例外，比如在电影《四十不惑》里，李少红一向鲜明独特的性别视角忽然就消失不见，她只是老实地讲述了一个“父子情深”的故事。但这部电影，也是李少红作品之中最没个性特色的一部。

　　对此，李少红反驳说：我认为《四十不惑》不能说是“女性视角”的消失。我只是主观地把一个男性化的故事演绎成了另一种模样。我把男性的心灵比做一个子宫，在那里男人是软弱的，可以和女人进行真实的交流。而走出来，他的行为便自然融入社会的规范，显得十分克制。男人只有在子宫里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才能获得足够的安全感。我按照这个意思编织《四十不惑》，改变了刘恒的故事形式。这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女人对男人心灵的认识。

　　不论从性别的角度，还是从人的角度，李少红真正关注的从来都是自身的体验。“我具有我自己的独特性，这就是一种生命力。事实上，正是这种生命力在潜意识地影响我创作，我的思想”。

　　中性不是我自己的错

　　究竟是怎样的生活经历，才导致了李少红独特的体验和内心敏感？我们再来继续听一听李少红的个人自白——

　　“14岁我有了一个弟弟，父母的视线和关注自然地转移到他身上。那一年的冬天，我走了。我揣着父亲写给某军区副政委的一封信独自上火车，离开了家。火车开了，父亲跟着跑，很像电影中的情节。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以为对我的走他并不在乎。后来知道他回家三天闷闷不乐，几次到邮局写好电文：速归。然后又撕了。如果他没撕，我收到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正后悔，不该赌气离开家。一个14岁的女孩子，提着人造革旅行包，在距家千里的山城出了火车站，满心想的是‘再也不回家’，这有多荒唐！假如真有父亲的电报，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家。我只是想知道父母还爱不爱我。如果回家，我可能会念完高中，可能下乡，也可能去了工厂，后面的路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我的固执和父亲的犹豫，改变了原有的轨迹，把我推向另一条生活之路。”

　　此后，李少红的军旅生涯开始了。军装发到她手上，因为个子太小，挑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一件。最小号的内衣裤，可以装下两个她。即使如此李少红当时也没有后悔，入伍第一个晚上，她始终都在笑。第二天早上起床，她把自己塞进肥大的军裤，系紧一尺八寸的细腰；再把能装进一条腿的袜子前半截剪掉，粗针大线起来，穿上就去跑操。什么姑娘用的香皂、擦脸油、发卡，这时统统都被她丢在了一边。李少红就这样进入了她的“铁姑娘”青年生涯。没多久，李少红又很快和30个女兵被分到一个男兵连，参加野营拉练。每天山地行军90多里，步枪、米袋、被子，负荷重达18公斤。夏天，部队要求女兵把白衬衣扎在裤子里，女兵们直到这才互相看出自己不同于男兵的体形和性别特徵，可谁也不敢第一个出门，大家一时间全对自己作为陌生的“女人”失去了最起码的自信。

　　女兵不是天生的。而这种特殊的经历，却可能会在一个女人身上，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痕迹。至今，李少红虽然早已成了一个女儿的妈妈，我仍然能她身上感觉到很强的军人作风，比如她做导演时的乾脆利落和雷厉风行；比如她接人待物永远脱不尽的孩子气。但除此之外，你却很少能在她身上找到少女式的妩媚，撒娇和忸怩，在她长大成人的整个过程中，根本就没人教过她这些。只从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被丢失的少女时代。

　　李少红也常常无奈自叹：那个年代在我心目中是“中性”的。我不反抗自己的性别，但在生活环境中，我却按照多数人的期望塑造自己。现今，我有了一个女儿，我下意识地从小向她灌输女性意识。也许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补偿。但我也发现她女孩儿味十足，但特别脆弱、娇气。我开始怀疑这样对她长大是否有益。女性应有的气质好像是人为塑造的，除了生理特徵外，并不都是与生俱来的。

　　尽管在李少红对过去的年代不无埋怨而且还失落叹息，但这一切却又在无意之中，造就了她在自己创作中别人不可替代的艺术特色。至少她的作品，可以引起无数有过类似人生经历的女性的强烈共鸣。

　　失掉女人天性最可怕

　　骨子里既然藏着种种活跃和不安分，然而面对性别和社会压力，又还想在让步和妥协中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这样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之中，也同时形成了李少红的多重个性。

　　对此，李少红至今仍然非常感谢过去当兵的日子：部队是一个非常讲规矩的地方，可我不愿受过多约束的个性，又常常会和规矩发生内心冲突。所以经过部队生活，我后来就变成了表面上很守规矩，其实内心又很烦规矩的人。后来终于干了导演这一行，才非常符合我的个性，因为电影不仅可以造梦，也能更安全地实现自己的个性。

　　人活一世，肯定是有得就有失。虽然当了导演，可以时时回避现实而让自己出入梦境，但多年曲折人生在李少红心里留下的敏感、脆弱、各色，仍然能在她的言谈话语中找到种种蛛丝马迹。李少红这样忏悔道：“有一次，我的合作伙伴李晓婉对我说：你不在剧组时对你先生讲话能不能不用导演而是妻子的口气？这句话当时对我内心的震动非常大，于是突然回头想到：我平时在家里对丈夫对孩子，是不是说话办事都已经不是一个纯粹妻子的状态了？过了很久我还在为她这一问感到辛酸，我明白自己无意中失去的，都是女人最天性的东西，而这恰恰是从我当导演第一天开始，就很不希望自己变成的样子，回想起来也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当然，在家庭生活中，李少红肯定算不上特别符合公认社会标准的“贤妻良母”；但在事业上，她却是国内公认不可多得的出色导演。我曾经当面问过李少红：你有没有争做中国第一女导演的奢望？听此一问，李少红当时笑得有些无奈：“悲观一点说，当‘女性导演’被你作为一个特定群体这么提出来，就已经暗示了某种不平等。本来有数几个女导演就已经都在大男人的氛围里被笼罩着，我对自己的要求，充其量就是追求一点自己的个性满足而已。就像《大明宫词》武则天的最后结局，死后无非就是给她立了一座无字碑，对她的功过一句不谈，这究竟象徵了什么？武则天费尽心力‘齐家治国平天下’，整整半个世纪，最后她顶多也就能算李氏天下一个媳妇儿。我猜武则天临死前心里一定非常明白：我一死，天下照样还是人家李氏的男人天下，女人还瞎争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