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朱天文：现实就像美杜莎的头

　　每个创作者都像一个核子炉

　　南都周刊：平时的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朱天文：早上八九点我就起来，冲了咖啡喂了猫，早早地到我的书桌前面。开始写长篇，每天只能写一点，最少500字吧，靠着每天垒一点的工夫推进。进入最好状态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约会。如果不写作就会读比较难的书，读书引发你好多，一定要做笔记。从早上写到过午一两点，差不多今天的份做到了。整个下午可以看看杂书，到晚上看看电视节目、喂猫，都心平气和的。或者出去逛逛啊，一出去就觉得什么东西都容易进来。其实最大的回馈不在外面，就在每天这500字。

　　南都周刊：写不出的时候怎么办呢？

　　朱天文：写不出也坐在那里，一天里你觉得有那个状态的话，就OK，然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去处理杂事。可是如果没有那个状态，会变得脾气非常暴躁。我朋友说，其实每个创作者都很像一个核子炉，辐射很强。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家人其实很倒霉，你老被辐射给灼伤，脾气全部发在你的家人身上。那天即便没写东西，可是你在那个状态里头，就像打坐，仍然处在一个不断开发、摸索、发现的状态。记忆也是一种非常养人的东西，就像孟子养浩然之气一样，人也要靠好的东西生存。做一点好的事情，集得多了，气就足，就理直气壮。

　　南都周刊：王安忆说她每天坐在桌前挑选细节，舞鹤则读出你的“物的情迷”，其中有没有关联，你怎么挑选细节？

　　朱天文：对于细节，我不是挑选，而是发现，物的发现。比方说打扫屋子，有些人就擦一个桌子，但你都看到了，不能不去管它。每次家里最后的收拾，都是我，大概也就是图像式的观看，哪个东西在哪里，你把它放回去。这其实让你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万一做一个上班族，做一个正常人，我觉得我会很慢，会变得很失败。可是把这个变成写作的时候，细节都图像式地记住了，所以写东西无非是我看见，我记得，我写下。

　　有时，你会为了某种情境之下的一句话开始。你对某种图像的印象很深，它就会变成写作的酵母，以后由你自己去发酵成很大的一件东西。它可能是某个人，某个气味，某个天气的感觉，让你感觉好像十七岁时候的风和阳光，好飘渺，兜一个圈你也抓不住它。

　　快乐丸不合法，但我也有吃啊

　　南都周刊：在你的歧路花园里，是否存在一个中心，或一个原点？

　　朱天文：这个原点，我想就是对我们此时此刻生活、对当代的眷恋跟回望。我的作品看起来，大家觉得很疏离很冷，可是核心的部分，就是眷恋，对各种东西的眷恋，无以名之。对过往的记忆永远忘不了，人家都往前去的时候，这个记忆拖得你好重噢，步履蹒跚。我说活在当代，你出去走一走，哎呀，回来就觉得什么都看到，对这个什么都看到其实有一种喜悦跟眷恋。即便对堕落的、坏的事情，仿佛都保持着一个人类学家的好奇，暂且没有意见，暂且不给予批判。像人类学家记录他所看到的，即便是一个25人的小部落，在巴西亚马逊河已经要消失的一个小部落，这个人类学家从遥远的巴黎跑到那个地方，他也一定要记录他们。

　　我跟朱天心不一样，她要呐喊，就像鲁迅的铁屋。到底是要他们在沉睡中被烧死呢，还是你要扮演那个喊“失火了失火了”的角色？天心是热的。我好像都不是，只像一个人类学家，观察记录，眷恋着。

　　南都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记录眷恋之物的意识？

　　朱天文：是在1980年代末，看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他是一位法国人类学家，这本书是写他在巴西亚马逊河，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寻访，这些部落在他之前在他之后，大概都没有碰到过白人。斯特劳斯当下看到，就记录他们。

　　对于当代，其实很多年轻人我都不了解。他们跟我的距离之远，也许就像巴黎到亚马逊河的距离那么远。活在当代，我记录他们、写他们的时候的心态，仿佛也是这样子。

　　南都周刊：那你写年轻人的时候，拿什么群体来作参照？

　　朱天文：比如2000年时，我跟侯导和他的一群朋友一起去了戛纳，参加戛纳影展。沿途我就这样看他们，看在眼里都会有一种好奇。就像人类学家吧，心想：啊，原来他们是这样子的人种！都登记下来了。我真是不理解，不知道，就会保持这个好奇跟观察吧。即使跟他们交谈，好像也不大有共同话题，可是就是会有什么东西都要问一问。吃饭，睡觉，一天的行程，去哪里，看这个看那个，在这个层面上，就是水波上的纹纹。

　　南都周刊：会不会对他们的某些行为感到好奇？

　　朱天文：会啊，像千禧年那个电音舞曲，我也跟他们一起去听，吃快乐丸。快乐丸不合法，但我也有吃啊，在现场嘛，有人给你那就分着吃吧。我就很像一个人类学家，把自己的意见种种先留着吧。有这个机缘就去，遇上了也很好奇，没遇上也不会刻意，不是说写个舞女就要去过舞女的生活。但初步的还是因为他们到了你的眼前，成为一个小小的酵母存在那儿。此外电音这种音乐还是要吃了药听，不然觉得好吵噢。如果吃了快乐丸听，就觉得它一点都不吵了。

　　美杜莎情结

　　南都周刊：对堕落的、负面的东西，天心可以大声喊出来，去行动，但你怎么去平衡、排解？

　　朱天文：没有排解，排解不了，唯一的排解就是写出来吧。没得排解，它变成你一个独特的负荷。就是像我讲的美杜莎的故事，包括写《阅读，使我们轻盈》里头。再讲下去的话，比如说美杜莎的头。希腊神话里的蛇发女妖美杜莎，就是现实的生活，现实生活总是使人老化，使人变石头。但你怎么去斩美杜莎的头呢，唯一能斩美杜莎头的是柏修斯，他是靠着有翅膀的凉鞋，靠着盾牌的折射，去把她斩杀了。

　　她的故事还有的，他斩她的时候，没有把头扔掉，令人石化的现实的沉重重量，他并不把它扔掉，他把它装到袋子里背着它，碰到其他怪物要杀但他杀不掉的时候，他就把美杜莎的头亮出来，他的敌人就会变石头，这变成他独特的一个致命武器。本来是使他致命的东西，可是他背在身上，变成了他独特的武器。

　　在神话故事里还有，杀了美杜莎以后，他到了河边，就把美杜莎的头放在河边，描写说他放得非常仔细。他找来一些水草，垫在底下，不要让头直接触摸到粗粝的石头。结果这些水草一触美杜莎的头，全部变珊瑚，各种颜色的水草变成各种颜色美丽的珊瑚，所以水里的仙子看到了，哇，就去采各种水草各种植物来放，放在这里头就变成各种珊瑚，她们就用这珊瑚来装饰自己。

　　作为一个作者，好比米兰·昆德拉吧，他流亡到法国，可是他终生跟祖国的对话一直在发生。他把他的文学，当成一个致命的武器，用这个武器来发声在呐喊，他武器的成分占非常的多；再说一个马尔克斯，他可能是一半一半，武器的成分一半吧，装饰成珊瑚的成分是一半；卡尔维诺的话，他就把现实变成一束一束的珊瑚留给世人去看。每个作家都是不同的。

　　南都周刊：那你呢？

　　朱天文：我比较像卡尔维诺，变成一束一束的珊瑚。可是在写《巫言》的时候，我就希望往右边去，让武器的成分多一些，像中间的马尔克斯，一半珊瑚一半武器。因为我想，每个生命是不同的，即便有重量跟轻盈，一定要有重量，重量就是你的现实。你的风筝飞得再遥远，还是要扎在地上的。那你作为一个巫，在左边，没有必要要出尘，跟鸟兽为伍，要隐居在山里，变成《红楼梦》里说的槛外人。她站在右边，所有的右边，跟所有主流要不断对话。那我觉得，对话的姿态吧，一定是要有重量，轻盈像珊瑚的部分，轻盈不能轻若羽毛，要轻若小鸟，有独特的负荷，是你的重量，背不动的东西。

　　南都周刊：你年轻时信仰基督，后来怎么对“菩萨低眉”的意象感兴趣？

　　朱天文：我们小时候受过洗，因为父母亲是基督徒。但我们成人之后就不再去教堂了，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本身我们也不再信。我们试着对自然法则、天、宇宙有一种顺从，一种理解，跟它游戏，像庄子的“逍遥游”，每个人的姿态和方式不同，所以后来不信我也觉得是很自然的变化。

　　当你不再信基督教，我父母也真好，一点压迫都不给你。我们挑战基督教，就像英国作家格雷厄姆，他是天主教出身的，但他很多小说都是对天主教的辩证跟叛逆、反叛。我们比较接近这样。

　　那“菩萨低眉”用的还是那个“看”。年轻的时候很滥情，可是太多太多的事情你如果都管，你就变成始乱终弃，你也管不来。情感是有限的，那我就慎用情感。把你的情感集中，把爱集中到能做的事情上，这也是朱天心的名言。因为我父母亲是像太阳一样谁来都好客，谁来都接纳的，天心就说：你像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谁都一样的话，你对坏人是这样，那有一天好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拿什么对待他？你一样用对待坏人的方式对待他吗，你不分辨吗？她这样子跟我爸讲，有些人没救了，你不要再让他来了，死缠烂打类的。好的人他是很自爱的，他不会死缠烂打在你旁边。天心就对父亲讲，其实这种细细分辨是作为小说家的(特质)，小说家是写差异。人当然是共通，人性共通，这个是陈腔滥调了，小说家人的发现、物的发现跟那个不同，是写百样的。

　　南都周刊：像光谱一样？

　　朱天文：对，最细的，甚至暧昧不明的。人的发现、物的发现，要靠你的眼睛去看呐。天心跟我爸讲，你人都不分辨，好人坏人看得一码平的话，倒回头来影响你的内化程度，影响你小说的观察。她这样子挑战我父亲。

　　我不怕老，也不可能不写

　　南都周刊：去年你在大江健三郎面前立下了“小说的誓言”，要像他一样一直写到老，再写个20年。

　　朱天文：未来我还能写20年，到70岁，写30年，到80岁。可是除此以外你也别想别的了，就是写这件事情，而且我后悔没再早个十年就做这件事。

　　如果说对小说的誓言的话，第一个我想是人的发现、物的发现者。你作为一个眼睛，这是你的优势，也是你的负担。现实就像美杜莎的头，是你独特的负担，但你仍然要认识它，把它从日常状态里解放出来，重新看它，重新命名，让大家看见自己的视野受影响。

　　誓言第二条，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收尸的人。时间如坦克车碾过去，那留下的是什么？我要去收的是失败的、受伤的、断手断脚的、落在那里一般人以为是垃圾不屑一看的，你去捡拾它。当一个时代过去的时候，你去收拾它，一个个捡回来，把它擦干净，把它组织好，这个就是一个小说家做的事情。所谓的收尸人，捡破烂的(本雅明的)、捡拾者，大概就是这样。失败的、边缘的、你总是看到碎片，你把它粘一粘、补一补、擦干净、除草，就是你的书写吧。起码未来20年，如果我有一个自我期许的话，应该就是做这件事。

　　南都周刊：你怕不怕老？

　　朱天文：怕也没办法。还好我有一个写作，每天阅读，也别想老不老的事情，做到你不能做为止。还一直在动脑筋啦，脑筋没有停止。包括阅读，很多人到某种阶段就不再阅读、不再想了。书写者作为一个边缘的位置，脑子其实不在一个舒服的状态，如果舒服你就会停下来了。这也不能说是年轻，只是保持着锐利吧。

　　南都周刊：如果有一天不写作，会做什么呢？

　　朱天文：不可能不写。我已经很后悔没有早个10年。要是早个10年，40岁吧，就能够有工作纪律就好了。以前很任性的，一下来“哗哗哗”写通宵，写整夜，一个星期“啪”地写完。不写就几年不写。有时就没日没夜地写，这种状态是太率性了，太业余了。50岁才开始作坊式写作，太迟啦，如果早一点进入专业写作，每天几个小时的时间，把它当成工作，固定到书桌前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