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我不能没有生活的激情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03日10:10 中国青年报官方微博

　　阅读提示：对于别人称她为“美女导演”，李玉稍显不屑，“我觉得‘美女导演’的称呼跟我没有关系，满大街都是美女。这也只是一种称呼，我不在意。”因为对于一个真正想拍出好电影的导演来说，脸蛋漂亮这些外在的东西都是没用的，“一个导演最大的面子是在电影上，电影拍得好，观众就会喜欢你。如果电影拍得不好，你长得再漂亮，观众也不会喜欢你。”

　　三部电影均遭挫折 “将现实赤裸裸呈现，让观众去思考”

　　2000年，李玉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今年夏天》，讲述的是一对女同性恋的故事，也以国内首部女同性恋电影的名义轰动一时。片中的两个女孩，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对。为了拍摄这部电影，李玉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但是从没有拍过电影的李玉，并不知道还有电影审查这一关，只是自己埋头拍着，“结果电影拍完就给禁了，那对女孩拍完电影也分手了。”

　　但是《今年夏天》第一次让李玉收获了电影奖项。2001年，《今年夏天》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艾尔维拉·娜塔瑞奖”——此前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唯一得过此奖的中国影片。这也拉开了李玉的电影不断获得国际影展认可，在国内却屡屡引发争议的序幕。

　　第二部电影《红颜》，展示了社会对少女未婚先孕的态度，以及母子之间、母女之间复杂的情愫。是李玉自己写的剧本，原名《坝上街》。可是这个剧本怎么也通不过审查。李玉一次又一次地去跟电影局的领导谈，可是仍然无果，“当时我特别绝望，甚至都觉得活不下去了。就是感觉前面有个山头，可是怎么也翻不过去。要不你就按照规则来做，要不就只能去拍地下电影。”

　　但是，让李玉欣慰的是，《红颜》获奖无数，从韩国釜山电影节最佳原创剧本奖到威尼斯电影节欧洲艺术奖。作为一个艺术电影，可谓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后来的《红颜》被删了一个镜头之后，终于从地下走到了地上，但票房的惨淡收场也让李玉明白了电影从地下走到地上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不过这也启发了她第三部电影《苹果》要开始商业操作的想法。

　　2005年，李玉在多伦多电影节宣传影片《红颜》期间，跟制片人在当地一家街边咖啡馆喝咖啡。看着多伦多的城市生活，李玉突然感慨万千，跟制片人一起谈起了北京，于是当时就决定要写一个有关北京当下生活的故事，要拍一部记录今天中国的电影。

　　第一稿剧本名为《北京的生与死》，两个月后李玉又把标题改成了《迷失北京》，在参加柏林影展前，片名最终定为了《苹果》。“在外国人眼里，中国电影就是农村、武侠这些元素，我想展现出现代中国的状态，是实实在在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我要把当代人这种看不清社会的状态放在电影里，将现实赤裸裸地呈现，让观众去思考。”

　　《苹果》是李玉第一次采取商业化模式进行宣传的电影。其实从选角开始，《苹果》就走上了一条艺术片商业运作的道路。“我本来是打算找两个非职业演员的打工者来本色出演后来范冰冰和佟大为的角色，最终却选择了两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明星来颠覆出演。”

　　究其原因，李玉坦言，“如果是找那些外形很贴近的演员或是找人本色演出，观众可以在看电影之前就想象得到人物的感觉，可以预见会演成什么样。而找范冰冰他们来演，不要说观众，开拍前就是导演和演员本人也想象不出会演成什么效果，实在太有悬念了。”

　　《苹果》商业操作很成功，屡遭删减后在国内上映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更是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柏林电影节主席保罗·施埃德评价说，《苹果》是他看过的最好一部中国电影。但是，在去年底广电总局颁布了《关于重申禁止制作和播映色情电影的通知》后，做出的首个违规处罚就是《苹果》，制片人方励被禁两年不能参与电影拍摄，李玉也被要求做出深刻检查。

　　我不能没有生活的激情

　　李玉并不是导演科班出身，也没有学过任何拍摄基本理论。

　　16岁在母亲的支持下就开始担任主持人的李玉，从主持少儿节目一直到当上济南电视台的新闻女主播，在别人看来，李玉这一路走得是既风光又体面。但是，这对李玉来说却是一种痛苦。因为说的念的都是他人准备好的东西，这并不是喜欢表达的李玉所能一直忍受的，“我觉得当时我的生活是到头了”。于是，李玉义无反顾地辞去了电视台的工作，来到北京，成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编导。

　　在央视的这几年，李玉充分享受着表达的快感，诞生了一部部优秀的纪录片——《姐姐》、《守望》、《光荣与梦想》……当年国际纪录片大师怀斯曼怎么都不相信《姐姐》是这个小姑娘的作品。他评价李玉的观察可以让摄影机变成墙上的苍蝇，并惊叹“中国的纪录片已经拍得这么超前了！”

　　从拍纪录片到当上导演，李玉可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半路出家的导演。但是她十分享受生活中的转变，“我特别不喜欢淡定这个词。除非你像佛一样，有那样的心境，要不然就会觉得生活太没有意思了。对生活要有激情，当我觉得自己状态比较平稳的时候，我一定要去打破它，我不能没有生活的激情。”

　　在李玉看来，拍纪录片和拍电影，区别只是在于技术上的，而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拍关系。拍摄纪录片，不仅是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这段经历最大的意义，还在于让我知道了应该用什么样的视角拍电影。”

　　只是半路出家的导演遇到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困难是没有人相信她能够拍电影，“那个时候其实对拍电影没有概念。我只是想做这个事情，只是想去拍电影，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去说话。没有人让我来说，那我就只有自己去说了。”于是，李玉把在良乡的房子卖了，再借了20万元，拍了《今年夏天》，“我拍电影就是因为我喜欢人，喜欢跟人打交道，喜欢观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喜欢观察社会关系。关系对我来说是特别有吸引力的。”

　　不要有固定的标签

　　从早期的纪录片到这三部电影，都是以女性的精神困境为主题，于是，“新锐导演”、“新女性主义电影导演”的头衔又被媒体、舆论扣到了李玉的头上。但是李玉并不赞同“女性电影”的说法，“我不喜欢提什么所谓的女性电影，因为并没有相对应的男性电影。我也不是有意要去拍女性题材，因为我自己是女性，表达女性的心理要更加容易一些，天性就擅长，凭着本性做电影就可以了。”

　　而且李玉表示她很不喜欢一个固定的称呼，“有人说在这个现实社会里，你要有一个固定的标签，才有方向发展。但是这个对我来说不重要。我一直觉得出不出名不重要，等到你死去的那一瞬间，这些名利并不是你所考虑的，那一瞬间想到的肯定是你最爱的人，你的生活。重要的是你内心所表达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标签。这只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

　　谈到“新锐导演”的头衔，李玉表示，“很多人会说我的电影里有对两性的批判，其实没有。我特别欣赏两性的和谐，和谐是基于了解的情况下的，相互了解才不会受到太多的伤害。我从不提倡男女平等，这个提法本身就不平等。”李玉坦言自己的电影里是对社会的一种思考。

　　“我的电影如果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我觉得就够了。人生的痛并快乐是最有意思的，你要享受那种痛，包括失恋的痛，被人误解的痛苦。因为你是走在前头的，所以你才会被人误解。我觉得这些其实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

　　寻找“好钱”和“坏钱”

　　从开拍《今年夏天》时资金的窘迫，到不断的获得国际奖项，现在的李玉坦言已经比较容易拿到投资了。现在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寻找 “goodmoney”(好钱)和“badmoney”(坏钱)，“好钱就是投资方能够给你足够的空间，懂电影，也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坏钱就是投资方每一个环节都要干预，干预得又不对。”

　　如果不懂电影的投资方来投拍电影，会造成很多干扰，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电影的损失，这是让李玉比较心痛的，“我们现在资金已经不难了，没有必要这么耗这些东西。懂的人知道要去管他该管的事情。懂电影的投资方会探两三次的班，看你在干什么，看你现场的状况，就知道情况了。因为他有经验。重要的是，看你拍完的东西。看完之后，他就心里有数了。然后剪辑的时候过来，这才是他该干的事情。”

　　另外，除了找“goodmoney”之外，李玉对电影广告的植入性营销的前景也很是看好，只是目前大家都还没有这个意识，“像《苹果》中，有奔驰车有宝马车，当时是制片人去借的车，后来宝马公司看到了，说我们怎么不去跟他们联系。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自己就这么给浪费了。”

　　“电影跟品牌的结合，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想的真的是挺少的。现在才刚刚开始，像冯小刚的《手机》还没有开始拍，成本就回来了。我觉得在目前中国电影市场还没有那么成熟和完善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出路。”对于过多的商业化会不会被人质疑电影的艺术化这个问题，李玉表示，这就要看智慧了，“如果电影本身就有需要在里面，比如《苹果》中梁家辉和佟大为干杯喝啤酒的镜头，对于啤酒广告来说，就是有需要的，就丝毫不会损害电影。我的前提就是在不损害电影的前提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不过电影每个环节都有该考虑的工作。作为一个导演，李玉表示自己并不是整个剧组的事情都去操心，“如果我有什么想法，类似在广告植入营销或者电影宣传方面的想法，我会跟剧组里面的人去谈，但我不会天天去催去盯着，我不想太过于分心，我觉得这对我的创作也是一种伤害。导演没有必要完全一手抓。”

　　个人简介：

　　李玉，山东人。中学时代就开始在电视台客串主持人，当时的她只有16岁。

　　大学毕业后，李玉应母亲的愿望正式成为山东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几年的主持人生涯给她带来了人前的风光和体面的收入，但几年的工作下来，让她觉得应该寻找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

　　于是她辞职来到北京，在北京做了一段时间的场外主持人之后，喜欢上了记录片的拍摄，加入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做了一名记录片导演。这几年是她觉得吸取营养最多的几年，其间一直在写小说和剧本。2000年，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记实风格的故事长片《今年夏天》。

　　获奖作品：

　　1996年记录片《姐姐》获中国记录片协会大奖

　　1997年记录片《守望》获CCTV东方时空金奖

　　1998年记录片《光荣与梦想》获中国记录片大赛金奖

　　2001年电影《今年夏天》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艾尔维拉娜塔瑞奖”

　　2002年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影片”特别奖

　　2002年电影剧本《坝上街Dam Street》获釜山电影节PPP最佳原创剧本奖既“PPP哥德堡基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