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生活状态越多样化，说明社会越宽容。当然，这一切要在合法的范围内。

　　当罗家英慷慨地说：“我和阿姐已经到达婚姻的最高境界，怎么能跌下来做夫妻？”都市里却开始有一些年轻人，结了婚却并不对外承认。这个“隐婚”族群体，在各种争议中茁壮成长。

　　有着一张明星脸的J是个很特别的女人。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手上戴着造型别致的戒指，她说是为了装饰用的。问她幸福的归宿在哪，她指着墙上的一幅水彩画，一个看不清脸的人影，“嗯，我喜欢的人啊，就是那样的！”当时J就是这么对付记者的采访。直到1年后，记者才得知原来她早已有个法国丈夫。而这些情况，与J合作开公司的David是知道的，J的一些亲密朋友是知道的，但一般的公事往来或泛泛之交是不知道的。

　　“隐婚族”这个新名词就这样出现了：已经履行了结婚的法定手续，却并不对外宣称自己“已婚”身份的一群人。

　　“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说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莫文蔚用寂寞的声音唱着《单人房，双人床》。都市中的“隐婚”一族，心态不一定都如同歌词所唱，但处境却是相似的：以“单人房”的姿态对外，却行“双人床”之实于内。

　　然而，内外不一不一定就代表着欺骗。刻意，随缘，快乐，无奈，都是他们的真实感受。

　　“我从没有刻意隐瞒，只是不会故意提起。”这是采访中经常听到的一种论调，因此这一类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名副其实的“隐婚族”。广告人VK甚至举出心理学专家的研究报告，说把自己想象得比实际年龄小的成年人，他们的幸福生活程度最高；而那些希望自己有老年人那样成熟睿智的人，脸上会有大量的皱纹出现。

　　曾经在“已婚未育”身份上吃过苦头的Phibi，则代表了更多女性“隐婚”族的遭遇。现在以“未婚”身份颇受上司重用的她，在考虑找个适当时机揭穿自己的真实身份。“很多用人单位会觉得，未婚的女性比已婚的女性更有工作欲望。当然这是一种误解。但我反过来想，当我以未婚的身份出现在工作中，自然也会全力投入工作，保持一种年轻人的冲劲。我并不是把结婚当作长期饭票的人，所以不会一结婚便呈现一副‘师奶’样，只关心今晚买什么菜，工作得过且过。”

　　但说到一些五花八门的公司内部规定，比如同单位员工、公司员工与客户之间不得结婚之类的，Phibi的意见就大了：“国家宪法规定了婚姻自由，公司内部规定与法律不符的，应该是无效的，可是事实上，这样不合法的规定却在社会上盛行。一个人每天花超过1/3的时间在公司工作，可是工作中的伙伴不能结婚，从工作关系延展出去的客户也不能结婚，那还剩下多少认识的人可供发展感情？这样的规定本身就不近人情。”

　　因为新的《婚姻登记条例》，“隐婚”具备了实现的条件：结婚不再需要通过单位批准。以往，哪怕你是个再不起眼的小兵，结婚这种人生大事，都有工会组织替你大肆张罗庆贺之。而现在，“是否对外公布我的婚姻状况，是我的隐私权。”于是，“隐婚”族找到了生存空间。虽然，他们承受着各种的压力，关于他们诚信的质疑，维持“未婚”状态的各种成本，还有对婚姻制度是否尊重的自责。

　　10月2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份最近的调查显示，对于“隐婚”现象，52.5%的公众表示可以理解，20.7%的公众认为不可思议，还有16.4%的公众表示反对。调查认为，这反映人们的婚姻观念越来越开放，对于婚姻的一些新现象也越来越宽容。

　　但对于“隐婚”中的男男女女，这似乎还不够。几乎所有被访的“隐婚”者，都要求记者隐去其名，甚至有人大喊“我不觉得我是‘隐婚族’。谭校长才是！”(那个声称未婚多年却突然承认婚史，而且突然就蹦出个10多岁儿子的大明星。)即便是J这样特立独行的人，记者把她归为“隐婚”一族，她不置可否，但仍然拒绝了出镜的要求。

　　“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足够自爱，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这么说。抛却宗教意义，这句话道出了每个人都无法轻易以自己的价值观评判他人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价值判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也许，应该就像法律专家王飙尘说的那样，只要没有触犯法律，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那么它就是在个人行使权力的限度之内。

　　对于大部分“怀着善良目的”的“隐婚”族，他们能够在“隐婚”的压力中找到生活、工作的新动力，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也是积极面对人生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