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贾林顺利搭乘飞机，初新东跑到派出所，为他补办了身份证，又分别联系了四家工厂，制作了四套特殊的服装：第一层，塑料薄膜制作的衬衣衬裤，袖口脚腕都系上皮筋，防止皮肤溃烂的黄水渗出，第二层，防雨布制作的衣裤，隔断万一渗出的黄水，第三层，棉布衬衣衬裤，第四层，西装。

　　“得保证不能让贾林身上的病菌浸染在飞机的坐垫和靠背上。”初新东说。

　　临上飞机前，贾林接受了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采访，他说，感谢政府对他的救治，但是这病也不是一般的病，这一去能不能治好那是另一回事了。父母亲已经年迈，只能拜托兄弟姐妹好好照顾了。

　　3月27日，贾林顺利搭上飞机，飞抵北京。那天，他的口袋里除了一张女儿一周岁时的照片，什么也没有带。

　　在北京佑安

　　3个月后，当红光满面的贾林再次返回重庆，开门的母亲吓了一跳，“以为看见了鬼。”1996年6月下旬，重庆市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贾林的救治情况，当时的一份文件中说，贾林在京治疗期间，思想情绪稳定，全身皮肤损害消失，体重增加6.5公斤，体内艾滋病检测指标消失，HIV抗体转阴。

　　贾林后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跟初新东说：“我离开重庆时，还以为你们就跟以前对待麻风病人一样，找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让我自生自灭了。没想到国家是真的在救我。”这一年，重庆发现了第二例艾滋病人，他和贾林一样得到了食宿和医疗全免的待遇。再后来，更多的艾滋病患者被发现，政府开始无力承担。直到2005年8月，重庆市在辖区内执行四免一关怀政策，22名感染者和病人在家接受免费药品发放。

　　至2005年10月底，重庆市已发现1045名感染者，其中有52名患者，已死亡43个。在全国排名18位。

　　一听这个病，没人敢要他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贾林跟记者们说，要坚强地活下去，同时找个好工作，照顾好家人，回报社会。

　　回家后，他在

　　已经退休的父母住着一套4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母亲和贾林六岁的女儿住大房间，小房间父亲住，客厅里摆了张小床后，就窄得只能过去一个人了。

　　贾林首先去找了办理过停薪留职的原单位，想要重新上岗，被拒绝了。接着，他又试着找了很多工作。“我什么工种都找过，本想挣点钱给家里，可是没有地方要我。”贾林后来跟电视台的一名记者说。

　　有一次，贾林找到一个汽车修理厂，说自己可以修汽车，老板说“你去修汽车，汽车修好了没人敢坐了。”贾林的家里人找了当地民政和劳动部门，但都没有回音。

　　“那几年整个重庆的就业形势都不好，人家一听说他是这个病，谁还敢要他。”大姐贾薇叹道。

　　母亲回忆，后来，贾林每天睡醒了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看到屏幕上全成了雪花。

　　那段时间，他从不出门，也不跟家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