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孩很沉静

　　我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商业学院的教授。1960年，我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以盛产钢铁著称的小城市。在我18岁进入大学之前，我从来没遇见过一个中国人或者是其它亚洲人。

　　我认识我妻子的时候，她在我们学校一边读博士学位，一边做兼职助教以赚取学费。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咖啡馆。当时她匆匆忙忙地正要离开，好像要去什么地方。以后，我们在学校里又碰到过好几次。她给我的印象是位学习很努力的学生，而且她总是很沉静，不像很多美国女孩那样进攻性强而且爱出风头。

　　第一次请她出去时我很害羞，所以我还邀请了她的一个同学和我们一起去吃饭。她很安静，倒是她的朋友一直在说话。以后，我开始单独请她出去了。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就没有“第三者”了。我们去餐馆吃了饭，又去看了一场浪漫的电影，《猫屎先生》(As Good As It Gets)。那是一次成功的约会，我们谈了很多，可能那时我问了些傻话问题——这是结婚以后她告诉我的。

　　1999年7月，我娶了我的上海新娘。

　　　　　　海关工作人员没穿中山装

　　1999年8月，因为被邀请到北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我就公私兼顾，带着我的上海新娘开始了生平第一次的中国之行。

　　在即将进入中国海关时我有点紧张，这可是我第一次与中国的政府工作人员正面“交锋”。我以为他们会盘问得非常仔细，检查也会格外认真——因为我是一名美国人。但事实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很顺利地通过了海关，而且中国海关工作人员彬彬有礼，非常友善。只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我问太太：为什么他们都没穿中山装？

　　我们坐会务安排的专车去了友谊宾馆。当我们的车行驶在大街上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马路上有那么多人骑着自行车，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多自行车。更我让我神经紧张的是，那些自行车与行驶的车辆贴得那么近，我感觉他们随时可能被我们的车或是别的什么车撞倒。

　　酒店里的服务员非常有礼貌。我看到大门口站着好几个服务员，大堂里也有好几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呢！哦，我想我很快明白了一个道理，可能是中国的劳动力比美国便宜，所以酒店可以多雇一些人。

　　　　　　我的中国婚礼

　　上海是我妻子的出生地，那里有很多亲戚朋友。所以我们要在那里举行一个中国式的婚礼。

　　我的婚礼是在上海大厦举行的。婚礼上来了很多的人，有我妻子的兄弟姐妹，有我妻子以前的老板，还有妻子的朋友、同学。因为不太了解中国风俗民情，所以很担心自己的举止，但所有的宾客都非常友好。我们去每张桌上敬酒。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对我说些什么，但是我肯定那都是些祝福的话，因为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真诚的微笑。

　　上海的宴席有很多道菜，但一开始我并不知道。看见桌上摆放着很多冷盘冷菜，我以为晚上吃的就是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一下子吃了很多，因为我感到很饿。但是当主菜上来时，我才知道我错了，我真希望自己刚才没吃那么多。有那么多道菜，老鸭汤、清炖甲鱼、大王蛇，还有上海人称为八宝饭的甜点心。当甲鱼汤上来时，我很犹豫，别人都开始吃了，有一个朋友也劝我尝一尝，我壮着胆子吃了一点。可能由于太紧张了，我倒现在还不知道那汤是什么滋味。

　　我还了解到一些有趣的当地风情。譬如，除了酒之外，婚宴的桌上必须放些招待客人的烟。我看到我的大舅子在每张桌上都摆放了两包烟。抽烟似乎很流行，许多人围坐在那里边抽烟边吃菜，而且他们似乎也没有征求那些不抽烟人的意见。

　　　　　　妈妈的故事过时了

　　到上海的那天，因为飞机误点，已经很晚了，所以除了看见城市里像繁星一样的灯光，其它的我没看见什么。为了给我们接风，上海的亲戚们请我们在餐馆里饱饱地吃了一顿。菜很丰富。刚开始时我并不感到吃惊，因为这是我和上海的亲戚们第一次在一起吃饭。但是以后我惊奇地发现，似乎每一顿饭都这么丰盛。

　　小时候，妈妈常常告诉我，吃饭时必须把自己面前的饭菜都吃完，不能浪费，因为在中国还有许多孩子在挨饿，他们不能像美国孩子那样吃那么多的东西。如果那个故事在当时是真实的话，那么现在，妈妈的故事显然是过时了。在上海吃每一顿饭，给我的感觉是中国人有足够多的食物，而且我也相信，孩子们一定吃得很好。

　　第二天，我们去了上海闹市区。我太惊讶了，城市里竟有那么多摩天大楼。黄浦江畔非常漂亮，特别是江那边的浦东那些耸立的高楼。我只知道上海有很多人口，但我不知道它在经济上发展那么快。我们去了豫园、绿波廊，看到那里挂着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布什总统在内的许多著名人士的照片。绿波廊的小吃很好看也很好吃，可有一样东西起初我没敢吃。那是一种叫眉毛酥的点心，它的形状就像是闭着的眼睛，边上缀着的花边就像是眉毛，我担心里面真藏着一颗动物的眼珠子。

　　我相信中国的烹饪是全世界一流水平的。到了中国之后，我才知道美国的那些中餐馆里做出来的中国菜是与这里的很不一样的。我经常在美国的中餐馆里叫一道名叫“左公将军的鸡”的菜(General Tso's chicken)，其实就是把鸡块炸一下，上面淋上点酸甜辣的调料。可我在上海从来没看见过这道菜，而且大小餐馆里的服务员都对我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喜欢火锅。把什么都放进锅里煮，很方便，味道也好。有很多东西在美国是不吃的，如鸡爪、鸭舌、动物肠子、猪脑子。每次吃火锅时总有好多人劝我尝尝，教我怎么吃，我也一直在想象那是很好吃的富有异国情调的东西，但我还是不敢吃，也许是因为我并不十分饿，真饿极了的时候，说不定我也会吃的。

　　　　　　“生死时速”

　　像在北京一样，我们游览了上海。我去参观了上海股票交易市场，那是一个建筑风格很有特色的房子。世纪公园很漂亮，浦东机场也很国际化，地铁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我还去淮海路逛了逛，那些生意人看到我去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想我可能会去花钱。我还参观了上海博物馆，看到了很多令人赞叹不绝的青铜器。

　　上海的公共汽车很多很方便，但是坐在上面不舒服，很吵，也很颠簸。虽然我还是为那些骑自行车的人担心，可这次我更为那些“好斗”的司机们担心。在美国，尽管也有一些发疯的司机不要命，但大多数司机都小心谨慎地遵守右边行驶的交通规则。但在上海，我看见好多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譬如说第一辆汽车在路上得到了有利位置，它就可以通行。还有一些比较小型的车辆只要看到在车流之间有一点点空隙，就奋不顾身地穿来穿去。结果是大家挤在一起反而都开不快。我想，如果我要在中国开车，不经过好好地“锻炼”是不行的。

　　在上海走路很安全。很多人经过我以后还总是转过头来看我一眼。上海的交通要道很宽敞，但那些偏僻的小马路却很狭窄，很吵闹。住房靠马路很近。走在路上，我有时会觉得像是走进了别人的家里。我发现上海人总是大声地说话，就好像他们希望别人都能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人们似乎并不想保守什么隐私，好像隐私是件坏事。我还去了上海人家里做客。他们的住房都很漂亮，上海人喜欢把洗好的衣服挂在窗外晾干。

　　　　　　我的妻子不用担心吃错药

　　我妻子叫我胖子，一是因为她说我的那个外国名字拗口，她家里人可能会不容易记得住或者叫的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比较胖，而且吃起甜食来胃口比较大。在吃了两个星期的中国菜后，我得了胃病。我的身体似乎不能适应那么多的中国食物。有一天，因为我的肚子不舒服，我妻子的姐姐给我拿来了药。吃了以后我觉得肚子似乎是好了，可我的胃又感觉不舒服了，比肚子不舒服时更加难受。我担心药有问题，一问才知，原来姐姐给的药没问题，只是在剂量上有问题。她说他们上海人平时只吃一粒，但她担心我的“体积”太大，一粒不够，所以就让我多吃了一粒。幸亏几天后我就恢复了正常，否则够我但心的。

　　我第二次来上海是2000年5月，那次我们住在浦东，那是朋友借给我们的一套漂亮的公寓。有一天，我妻子因为虚弱摔了一跤，一时晕了过去。我很着急，情急之下去敲隔壁的门，可主人打开一看我是个外国人，又听不懂我的话，就把门关上了。后来我总算找到了妻子的通讯录，找到了她的朋友，他把我们送进了浦东东方医院。所以我想给上海提一个建议。上海是一个向国际化发展的城市，在这里生活、工作的外国人会越来越多，也许有必要开通一条英语的救助热线，方便像我这样不懂中文的人。幸亏那天我终于找到了那位上海朋友的电话，否则后果真是难以想象。

　　那个医院很现代，医生也很负责。为了能陪伴我的妻子，我晚上就睡在病房的另一张床上。在医院里穿行陪妻子去检查的途中，我看到付费、领药的地方人很多，家属们似乎没有好好的排队，都急着想把各自的药方塞进那个很小的窗户。我很担心，万一药剂师搞不清那些药方和手之间的关系，发错了药，那麻烦不就大了？幸亏我妻子的药都是由护士送到病床的，我想，我妻子肯定不会吃错药的。

　　　　　　他们把我当成了电影明星

　　第二次来上海后，我们去了我妻子的宁波老家，还去了天堂杭州。我觉得杭州真是一个美丽的度假胜地。我像一个孩子一样享受这一切。我喜欢西湖和岩洞。我们还去当地农民那里买了许多龙井茶。

　　我喜欢去中国人爱去的地方，吃饭，购物，游览，就像普通上海人一样。可有时总不能完全一样。那天我们去游西湖。在租船的时候，我大舅子让我呆在后面，由他去和船主谈价钱。但最后他还是被要求按外国人的标准付了费，因为他们刚刚已经看见我们在一起了，知道我们是一伙的。

　　我和妻子是坐船去宁波的。我们住在亲戚家一幢从祖辈传下来的很简陋的房子里，屋内挂着昏暗的用电线拉出来的电灯泡，没有淋浴没有抽水马桶。我们的床外不得不安着蚊帐，避免蚊子的进攻。第二天我们和堂兄弟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坚持要让我们去宾馆住，我对这个建议感到非常高兴。

　　我还参观了当地的一所小学，因为一位堂兄是那里的校长。他安排了我和英语老师谈谈他们的英语教学，还让我给一个班的小朋友上了一堂英语课。下课后，有趣的事发生了，小朋友们纷纷让我在他们的书上本子上签名，我非常受宠若惊，我想他们把我当成电影明星了。

　　我喜欢上海，我希望今后能经常来上海。(文／司各特·史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