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80岁的老太太，望上去仿佛六旬之人，言语温婉，举止细腻。我们这些比她年轻了半个世纪的女人，跟她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饮食，那种感觉是，这桌子上唯一的淑女是欧婆婆，其它的统统不能算是女人。老太太温存，我们粗犷；老太太慢悠悠，我们急吼吼；老太太细嚼慢咽，我们狼吞虎咽；老太太享受，我们不懂。一张桌子上流淌而过的岁月风尘，让我们叹为观止，而至少有一种东西，是再也不会被风蚀的，这种好东西，叫做“女人味”。
深秋的午后，新天地里落叶满地，黄昏的风一起，金色的阳光被吹成一把一把的碎金，洒进那些整新如旧的石库门里，那儿散坐着各种肤色、各种发质、各种风情的人们，他们从世界各地不远万里来到此地，专程来消磨一杯韵味独特的下午茶。
在上海的新天地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香港世联顾问集团的董事长林乃仁，曾担任新天地的公关顾问。当时新天地的动迁还没有结束，一日，林乃仁去动迁地的石库门中做调查，遇到一位七十多岁的上海老婆婆。老人在新天地的原址上住了一辈子，乍一眼望上去，也就是上海马路上常见的那种买汰烧、衣着普通的老婆婆。
林乃仁问老婆婆是否愿意搬走，老婆婆说当然愿意。
为什么呢？林乃仁再问。
因为可以住楼房去了啊。老婆婆高兴地说。老婆婆叹息这里没有抽水马桶、住了足足36户人家，房子跟人一样年纪老迈，又破又小。但是还是有一些留恋的，毕竟住了一辈子，曾在这里结婚，曾在这里生子。
林乃仁和老婆婆絮絮叨叨地聊家常，聊了半个小时。谈话结束时，老婆婆提出，想跟老房子一起留个念，希望林乃仁能给她拍张照片。林乃仁立刻一口答应，老婆婆开心地说：那你等我半小时。
林乃仁很诧异，香港人惜时如金，鲜少遇到这种请等半个小时的请求。但是林乃仁还是同意了等她。
半个小时后，当老婆婆重新出现在林乃仁面前的时候，那个情景，林乃仁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老婆婆已经换了一身鲜艳的旗袍，发髻梳得一丝不乱，唇上还涂了淡淡的口红。
这就是上海啊！林乃仁向周围的人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四周唏嘘不已。
这就是上海啊，破败的石库门里一个七旬老妇，轻易就击倒了一个见多识广的董事长，这个家庭主妇半个小时里成就了一篇上海神话，让无数人口耳相传。上海人这种天生的优雅气质，底子深厚的风情，令上海以外的人爱煞、羡煞、急煞，企图拷贝却永远走样。
上海女作家程乃珊说，上海人有种与生俱来的优皮意识。即使在“36元万岁”的年代，上海人穿一身蓝布中山装，也掖得笔挺整齐。从前巴掌大的一块亭子间，上海人就有本事塞进全套捷克式家具加吸顶壁灯还有落地灯。上海人无论住在多么逼仄的屋子里，照样花心思搞得满屋子花木扶疏，五十块钱买来的茶几上，铺着手工精致的蕾丝茶巾。香香的玫瑰茶，淡淡的恩雅，欢迎你随时推门进去拍张照片登载到时尚家居杂志上去。在任何物质匮乏的日子里，上海人仍可以将生活安排出不可思议的精致和乐惠。所以，当今天，上海横空出世一个新天地的时候，惊诧的是上海以外的人，上海人自己一点不惊，上海人觉得，这种东西，上海人天生就拥有，前世里就有，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没有，不是他们的问题，今天有了，才对。
这几年，上海的小资风情，备受全国人民关注，踩着小康步伐，一路小跑着茁壮成长的上海小资，仿佛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摩登指数，安妮宝贝倾力描述的那种质地滑软如丝绸的小资境界，是我们时代的热销商品，因为那里面含混着一个集体美梦，让人信仰并着迷。而其实，小荷尖尖的小资，不过是上海幸福的一个浅薄表征，真正体现上海的摩登韵致的，还另有其人――那种叫做“老克腊”的老男老女，他们和她们在上海已经默默引领风骚长达半个世纪，他们随便撕一点皮毛给小资们，都够孩子们咀嚼再三的。
“老克腊”一词显然是外来语，流行的解释至少有两种。一种是说“克腊”是“Color”，意思是“色彩”，引伸开去，可以是说“光鲜”、“体面”，也就是上海人所说的“花头”。而前面冠着一个“老”字，意思是说这群人的年纪不轻了。
另一种解释老克腊，是说“克腊”是“Class”，层次高，品位高，“老”字当然还是指年纪一把。
老克腊是那样一群上海人。他们灰发或者白发，一头发丝抹过适量的生发油，梳理得纹丝不乱，可能还架着一副秀气的眼镜，一眼望过去，文质彬彬如暖风拂面。他们男的穿笔挺的西裤，三接头的皮鞋擦得雪亮。冷天围羊毛的格子围巾，出门御寒是大方简洁的派克大衣，三五友好定期在咖啡馆里喝蒸馏咖啡玩两下桥牌。至于上了舞场，他们的风度是可以让年轻人自惭形秽得迈不动步子的。有一点高尚的嗜好，收藏一两样玩意儿，唱得一口字正腔圆的英文老歌。在他们眼睛里，张曼玉的风情不过是小儿科，阮玲玉那样的女人才算是正统的尤物。有人说，一座城市的女人漂亮水灵不算什么，一座城市的男人潇洒上品，才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上海优越于其它城市的，可能正是男人的品质这一点，而且还是老年男人。试想一座城市，生活水准无论多么飚高，人均GDP无论达到多少，如果这个城市的男人多是些头发干枯、西服穿得如同裹粽子、并且再配一双灿烂耀眼的白色袜子、喝咖啡咂巴咂巴有声有色、吃完牛排用手指大举抠牙缝、上了舞场大踏军步的货色，怎么说呢？这样的城市好极也有限吧。如果雅致美好的新天地里，成天聚集着一群群靠卖鱼卖地皮卖保暖内衣而刚刚脱了贫的中年男子，这个地方大约用不了半年就沦落成喝波霸奶茶打扑克牌的红茶坊了。而上海是不同凡响的，这个城市靠着这些品质卓越的老克腊男人，把自己跟暴发那两个恐怖的字眼，清清楚楚地区别开来。而且，看过了老克腊的风采，会觉得上海确实是个可以被称作都会的城市，而不是刚刚农转非过来的初级城市。我们口口声声在揣摩的城市感觉，在上海真是婉转流利，令人眼花缭乱。
至于老克腊里的女人，另有温煦的称呼，比如“时髦外婆”是其中一种。那些婆婆，满头银丝一丝不苟地烫成松软文静的细卷儿，恰到好处地蓬松起来，娟秀知性，温存妩媚，让人心生尊敬。她们的这头头发，既不是欢天喜地地堆成夸张的高峰，也不会粗枝大叶地干枯散乱。体面两字，在这些时髦外婆的头发上，真是体现得丝丝入扣。她们穿略略鲜艳的衣衫，不太喜欢黯淡的色彩，也不会挑明艳得桃红柳绿的那些颜色。款式是规规矩矩的老式，绝对不会大胆前卫不知分寸，最难得是她们会穿衣服，穿什么是什么，比起小资来，韵味更加深长悠远，那是岁月积累的成就。比如她们穿旗袍风韵一流，小资是难望项背的。再来是时髦婆婆们的那份教养，真正叫人没有话讲，说话柔声细语，举止轻拿轻放，平跟皮鞋一尘不染，如落花飘零一般地走在地上，这样的婆婆，哪怕年纪七旬，一样有人痴痴迷恋上去。到了年底圣诞，小资们手脚生涩，不知道如何装点圣诞树，还要去季风书店淘一本指南手册来临时抱佛脚，时髦外婆微笑一笑，午睡起来信手拈来就帮忙打扮了一株气韵温馨的圣诞树，顺便还给小资把圣诞派对上的冷餐菜单一一拟定，让初出茅庐的小资们深觉革命尚未成功，小资仍需努力。
时髦外婆大多难得现出倦容，她们十分讲究保养，红枣桂圆白木耳，一样一样拿冰糖慢火炖了来吃，不过看她们吃补品，并没有迫不及待时不我予的饥饿感，而是从容不迫跟生命为友的一种恬淡。她们不会一掷千金地去买昂贵的SK II的面膜，而是用一砖细白的豆腐轻轻敷在岁月沧桑的脸上，并且引经据典地告诉你这是陆小曼的秘方。但是如果小资要去买口红和腮红的话，倒是很有必要听一听时髦外婆的意见的，时髦外婆会告诉小资，淡杏色的腮红有多么娇艳，玫瑰红的唇要配骨感瘦削的面庞，圆团团的脸相一定要避开古铜色一类的口红。她们见识多广，经验老道，给的都是最窝心的意见。
一旦困倦起来，婆婆们自会掩门休息，绝对不会当众流着口水瞌睡。闺门里带来的好教养，是刻在了她们骨子里的品质，她们无论经历多少不堪的岁月磨难，都不会遗失这些。她们玩乐的兴致经常是饱满高昂的，人生有趣，这是在她们曾经衣食无忧的少女时代就清楚的真谛。在她们的少女时代，曾经是热衷体育的前卫分子，打篮球、打网球、学游泳、骑自行车，她们都是身轻如燕的。至于跳舞，她们的工架一端出来，是要小资们惊艳的。细腻柔美，舞步精准，小资们亦步亦趋都学不像。上海女作价陈丹燕在她的《上海的狐步舞》里，曾经写到，在她的青春时代，听过老克腊们这样的叹息：“你们这些人，哪里还会知道什么狐步舞，你们是再也看不到那样繁华的上海了，你们现在成了乡下人。”倔强地向往着小资生活的陈丹燕，愤懑地、咬牙切齿地写到：而老天有眼，我们还没有老，又能跳从前的舞了，虽然是穿着家织的毛裤、在逼仄的屋子里、蠢笨地跳着华尔兹。
上海的时髦外婆，十个有九个半是讲究美食的女人，她们大多自己就烧得一手好菜，什么是最好吃的上海菜？时髦外婆的菜就是啊。现在的上海馆子里，偶尔也会在菜牌上登载出“老外婆红烧肉”这类的菜品，骗一骗没有见识的食客。其实红烧肉是粗菜，时髦外婆是不屑于染指的。她们的下午茶常常有自己亲手做的虾仁馄饨，或者冬笋年糕，或者美人玫瑰冻，或者火腿粥，或者蟹粉汤团。黄昏时分，结束了牌桌上的怡情小战，外婆们听听老唱片，吃吃下午茶，中产生活夫复何求。
有意思的是，上海的这些时髦外婆、老克腊的考究生活，都是关起门来低调进行的，不像小资们高调冲刺，喧哗骚动。老克腊们、时髦外婆们，没有气焰，与世无争，从容不迫地把自己的生活品位坚持到底。所以，一般人想看也看不到他们和她们的生活。就像文章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位新天地的老婆婆，如果不是要跟老宅子一起合影留念，你又怎么见得到她的庐山面目？她还只是换了一身旗袍梳了一个头，已经惊世骇俗了，如果你走进她的日子里去观摩一番，不知要被她惊跌多少个跟头呢。
不过，如果你以为上海的这些老人家都是超脱在世外的福人，所以才得以保持住那么多的优雅和精致，那就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了。她们和他们，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密密切切地走过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运动和经济困窘，那些苦难，她们和他们一个也没有逃过。曾经的粗茶淡饭，曾经的难以为继，曾经的痛不欲生，他们统统都跟我们一样赤身体验。跟我们不一样的是，老克腊在台上被批斗的时候，心里还在稳稳地盘算着，哪一家的罗宋汤是正宗好味道的，等一歇批斗结束了，要去吃一客。或者一边被斗，一边默默地看台下女红卫兵的脸蛋，看看哪个脸蛋最是标致，譬如当做是在搞小型选美。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凭着记忆，给子女讲讲从前看过的好莱坞电影、《国家地理杂志》，顺便把孩子的英语课给补上了。就像上海女作家程乃珊所记得的：就是在工宣队头头最最吃香的年头，上海的时髦外婆也不屑于把如花女儿下嫁给刚刚进城的所谓干部，她们选女婿依然抱持自己独特的标准，未来的女婿要懂得三种油：白脱油、掼奶油、色拉油。当年不知多少工宣队头头听完这三种崇高莫名的油，在心底深处叹了一口偃旗息鼓的气。
欧守机是这样一位走过风雨的时髦外婆。
这位80岁的老太太，望上去仿佛六旬之人，言语温婉，举止细腻。我们这些比她年轻了半个世纪的女人，跟她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饮食，那种感觉是，这桌子上唯一的淑女是欧婆婆，其它的统统不能算是女人。老太太温存，我们粗犷；老太太慢悠悠，我们急吼吼；老太太细嚼慢咽，我们狼吞虎咽；老太太享受，我们不懂。一张桌子上流淌而过的岁月风尘，让我们叹为观止，而至少有一种东西，是再也不会被风蚀的，这种好东西，叫做“女人味”。
欧婆婆八十年前，出生于上海的棋盘街，祖父是广东中山人，八岁开始到上海谋生活，成年以后，靠自己白手起家，在棋盘街开设起两间呢绒铺子，专售英国呢绒。欧婆婆母亲娘家是开珠宝金铺的，在她母亲出嫁时，陪嫁礼金物品非常丰厚，光是金银首饰就有四只方铁箱，甚至还要劳烦巡捕出动保护搬嫁礼。当年的中产人家结婚，那个排场真是富裕，哪里是今天的青春少女，去蒂梵妮选一个婚戒就到此结束了。可惜，欧婆婆的父母亲，婚后感情平平，她的父亲欢喜玩乐，常到妓院泡，玩堂子，把母亲冷落在家。到欧婆婆三岁半的时候，她的父母已经和平离婚了。欧婆婆至今犹记得，签字离婚那天，小小年纪的她也在场，低声哭着，说不出话。她的母亲从一只首饰箱中，抓了一大把金银首饰，放在小女儿面前，用手无言地抚摸孩子的头。母亲离开以后，逐渐吃上鸦片烟，日日夜夜吃毒品，不到三年，将陪嫁的金银财宝吃用清光。山穷水尽之时，甚至打过将亲生女儿卖入妓院的主意。
而欧婆婆离婚以后的父亲，则恋上风尘女子，在欧婆婆七岁那年，她的父亲把风尘女子迎娶回家。欧婆婆回忆，他们的婚礼场面同样办得十分热闹隆重。那天，父亲穿长衫马褂，胸佩一朵大红花。那位新母亲，大红衫裙，头上披着粉红纱巾。
你看，上海的时髦外婆们，她们的童年遭遇，是不是沧海桑田得像极了小说？
欧婆婆的这位继母也是广东人，言语风俗和祖父母都差不多。这位继母手段相当高明，侍奉祖父母孝敬周到，家务里里外外都能应酬，颇得祖父母宠爱和信任。欧婆婆的祖母不久就把二十多只箱子的财物交给继母打理，家中收入和经济上往来，都交给继母去安排。
然而好景不长，继母渐渐变了一个人，经济全权独揽，开始对祖父母冷言冷语。而欧婆婆的生活从此开始苦难深重。天天中饭吃隔夜冷饭，用滚水一泡，拌两口隔夜冷菜，草草吃完即去学堂。祖父目睹心里十分难受，偷偷叫家人买只蛋或肉松给欧婆婆吃。到欧婆婆八岁那年，祖父也长辞人世了。欧婆婆在家里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靠自己发奋和亲友资助，坚持去学堂读书。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欧婆婆硬是凭着成绩优良，考试总是在前五名之内，被学校免去学费，但是每天下课，她要为学校打扫八间教室、校长室、教师室，扫地抹窗擦桌椅，还有厨房卫生，还要与学校的两位修女一起，打理花园，洒水，拾垃圾，打扫清洁才可回家。
小白菜式的、苦哈哈的童年岁月，欧婆婆不讲，谁会知道呢？今天欧婆婆娓娓叙说的往事，仿佛是别人的磨难，言辞之间没有丝毫火气，跟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斗地主批资本家的激愤，是不一样的，那种涵养，不知是多少岁月修炼得来的。
初中毕业之后，欧婆婆向姑母求助，请求她帮助三枚大洋，让欧婆婆去学习中文打字。至今欧婆婆仍然清楚地记得，学费是二元五角，再花二角买白纸。不久以后，欧婆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电台里做播音员，月薪六十元。至此，一个孤苦的上海女孩子，终于有了独立的生活能力，开始跻身白领，再也不必受人冷遇了。这个少女的生活开始改变，懂得打扮，买新衣，到理发店做头发，熟悉社交生活。像今天那些从大学毕业、从外地来上海的女学生一样，她们四处奔波，一旦成功寻觅到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她们立刻开始了从学生向小资的转型。
也许是苦尽甘来，欧婆婆此后的一段人生真是步步生莲，花团锦簇。
不久，欧婆婆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她未来的夫婿梁人杰。梁人杰毕业于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大学毕业后，供职于上海电话公司，月入高达360元大洋，因深得大班的赏识，每年特加工资，不久还晋升为营业组科长，工资涨到600多元。
不久，情投意合的欧婆婆和梁人杰就开始作结婚准备了，买家俱、床上用品，订国际饭店西菜楼宴席，到国际照相馆拍结婚照，新房装璜得很美，全套柚木红木家具，落地电唱机连收音机，样样齐备。那一段日子可真是忙碌，但再忙心里是甜蜜的。结婚那天，男女双方亲朋好友280位客人出席婚礼，十分隆重，十分体面，十分阔绰。欧婆婆很满意自己嫁了一位有钱有地位而且恩爱有情的丈夫，
不久，这对夫妇就陆续有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每个孩子都请一位保姆专职带领，另有一女佣煮饭买菜做点心，一女佣专职打扫房间、洗衣、干杂事。家里男人收入多，生活富裕，不愁穿不愁吃。欧婆婆一生之中，似乎只有这短暂的数年是过着无忧无虑的中产生活的。
我在欧婆婆八十岁的时候，听说她前半生的身世故事，心中的感慨是难以言说的。这位看上去气韵高华，温婉细腻的老太太，代表着上海老太太的好品质、好修养，任何人在马路上遇见她，都会以为她一定是过足了锦衣玉食的好日子，焉知老人家的往事旧梦里，有那么多惊人的痛楚、有那些曾经熬也熬不过来的苦难？让人佩服的是，老人家可以把一切的苦难都收藏得那么严密，让人看不见一丝的阴影。什么文革，什么三年自然灾害，什么上山下乡，那些真实得骇人的记忆，在欧婆婆的微笑里，你是一粒微尘都找不到的。
星期天的早晨，我在静安公园里散步的时候，经常会碰上一些容貌端庄的老克腊，他们戴着贝雷帽，三三两两地在阳光里闲谈。旁边不相识的小女孩子，捧着英文书在琅琅地读，女孩子读一句，老克腊给她解释一句。老派的牛津音现在已经很少听得到了，老克腊解释得那么道地，一个语法都不漏过。那种圣约翰大学的教养在阳光下普照众生。我站在旁边听着，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慨。午饭时间一到，老克腊微微一笑，告诉女孩子下个礼拜天再来吧，英语学得好，永远不吃亏的。望着渐行渐远的老克腊的背影，我想，他家里那位等着他回家午饭的老妻，一定是位跟欧婆婆一模一样的老派淑女，那种让人望尘莫及的时髦外婆。
1950年开始，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欧婆婆的丈夫梁人杰开始是半脱离工作，要他交代问题，日日夜夜写交代，要他坦白，从进入电话公司一直到上海解放，在装电话的营业中做了多少黑市交易？拿了多少贿赂？交了些什么朋友？电话公司是美商经营的，他们离开时交给你什么特别任务？指定你与谁联系？他们为什么要给你升级，给你增加工资……这一切都应彻彻底底坦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被逼得四面楚歌的一家人，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的出路只有一条：积极退赃。欧婆婆把全部柚木家俱和金银首饰统统作价上交，几条解放前积累下来的黄金，也交上去。另外欧婆婆还上缴了皮大衣三件，劳力士金表两只，奥米茄钻表一只，西装十二套，皮袍数件，有些是梁人杰的母亲拿出来的。除此以外，还有退款，在1956年6月16日，前后有人民币20万元、人民币2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人民币4万元、人民币100万元、人民币20万元、人民币14万9千1百50元。这些全有收据，欧婆婆至今保存。另有一张收据上面开列着：翡翠戒子一只、金钻石戒子一只、七粒钻石戒子一只、金钻翡翠鸡心挂件一只、金手镯大小六只、金链四条。这些是无价之宝，当时没有作价。另有一只大冰箱，一只落地大型收音机伴唱机，还有数只古董花瓶和数张古画。所有家里值钱东西，欧婆婆狠狠心一件不留，全部作价退款。当年，在上海江西路电话局还开了一个退赃展览，说这是梁人杰贪污所得。欧婆婆叹气说：天知道，1949年解放到1953年，他哪有这本事可以贪污那么多啊。但是升斗小民有口莫辩，欧婆婆想着的是：只要人能活下来，什么都可以重新拥有。退款以后，梁家一个好端端的中产家庭变成家徒四壁，只剩下一张床，一张方台，数只凳子。一夜之间，孩子的学费交不出来，家中的口粮都难以为继，香港的亲友好意邮寄来的食品，欧婆婆因为凑不齐应交付邮局的税金，而婉转告诉香港那边，不要再邮寄食品来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年开始，梁人杰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他那段在电话公司工作的经历，让他被关押了十七个月，被扣上“贪污份子”、“反动知识分子”、“里通外国”、“资产阶级生活腐化”等莫须有的罪名。要现在的白领们理解那段历史，是要耗费一些他们的智商的。如果用今天的时代元素来演绎，那么这个故事就变成：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品学兼优，考入世界500强企业，很快得到外国老板的赏识，连连晋级，迅速成为金领一族。娶妻成家，置业生子，是模范中产家庭啊，怎么一夜之间成了肮脏的贪污份子？殊难理解。
而欧婆婆也跟着成了贪污份子家属，也要进学习班交代问题，那是街道办的，从早上七点报到，到下午四点才能回家。给她戴的政治帽子是“幕后策划者”，真是莫名其妙。当时她身边还带着四岁大的外孙女，孩子也跟着吃苦。去学习班早出晚归。她坐在外婆旁边的小凳子上。因为家中没有大人看管她，她在食堂吃饭又吃得慢，误了学习班时间，没有办法，欧婆婆只好不给她吃饭，拿一只馒头在学习班让她慢慢吃。欧婆婆的怨，多年以后的今天，提炼成了一句话：这样的生活不是人能过的。要她破口大骂她是骂不出来的，婉转娥眉，只是这样一句哀怨，听着让人心都痛起来。
从五十年代起，为了家，为了儿女，欧婆婆四处告贷，竟然先后向23位友人借过债。看看前面她退赃的那张单子，再设想一下她凄风苦雨低头求人的样子，我怎么能够相信今天温婉地、一尘不惊地坐在我们一起的欧婆婆，就是那个在命运里苦苦挣扎的女人？改革开放以后，欧婆婆申请到日本探亲，顺便在日本亲戚开设的饭店里打工，帮忙料理饭店里的杂事，以换取报酬。那时候的欧婆婆已经是六旬之人了，但是老人家不知疲倦地打工，为了挣些钱回上海，能还亲友们的债。欧婆婆说：23位亲友帮助过我，我要报恩啊。在日本的日子里，老人忍着痛，忍着泪。前前后后，欧婆婆一连去四次日本，总算还清了友人的债务。
现在，欧婆婆的三子一女都已是中年以上的社会栋梁，梁家人才辈出，一门数杰。身体异常健康的老太太，每年都去香港小住，看望在那里生活的儿辈孙辈。闲来无事，欧婆婆开始写自己的小传，断断续续写了数年，每天写200字。当我看到这份手稿的时候，它包在一张旧旧的报纸里，里面是一张张的方格稿纸，欧婆婆的字迹端正清晰，老人家一生的风雨呼之欲出。
上海这样的时髦外婆是俯首可拾的，新天地的动迁老宅里深藏着一位，静安公园里倘佯着一群，以面包考究著称的静安面包房门口的长队里流连着数位，秋季的蟹宴上识饮识食的老吃客是她们，天蟾舞台的昆剧评弹的老听客是她们，百乐门的舞池里活色生香的是她们，她们是上海时髦的底蕴，她们是全中国淑女的标本，她们是中国人民曾经中产的见证人，她们是这一代中国人民渴望小康的动力。
不要忘记，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上海的于无声处，有着这样一些气派一流的老式淑女，历经风雨，饱尝苦难，却从不变色的真正的淑女。(文/石磊、七格、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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