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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婷的《致橡树》写到：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其实，女人以花的姿态傲然于世又有什么不好呢？做带刺的玫瑰、或者富贵的牡丹、或者含蓄的木棉，或者——统而概之，做校花吧！
记忆里有很多关于校花的影影绰绰。若果缺少关于校花的回忆，我们的生命就必定缺少对时光逝去感到遗憾的时刻。
做一个有高度的女生
采访对象：郑莹莹，广西人，16岁，东山区某省一级学校初三学生，从小学起即被称为校花。现在一边参加选美比赛，一边积极复习迎接中考。
郑莹莹
郑莹莹个儿出奇地高，她说：“我需要绿叶来呵护，不要太多，只要一片。”我笑起来，她的嘴唇则轻轻一翘：“花儿歌唱，绿叶在我的身下，仰视我！”我吓一跳。刚才以为她唇角的绒毛像花骨朵上的丝丝纤维，愣愣神，原来只是错觉。
我爸我妈都是部队里的篮球运动员，因为他们的转业，我在小学五年级时转到东山区的一所C类小学。那时我11岁，长到了1米65。在那个班，因为所有的人看我的眼光都是怪怪的，我的感觉怪怪的。后来仅有的一个同班朋友告诉我，我的到来对班上的某些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首先是我成了第一高度，甚至连一些体育生都被我比下去了，觉得很窝囊；后来在班主任张老师的安排下，我当了班上的宣传委员，因而又得罪了人；最后是我的成绩很好，一个插班生，有很高的个子，很引人注目，可是，居然成绩又很好！——我现在的朋友圈中基本上没有五年级、六年级的同学，但是我一直都不愿意承认，他们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而远离我。
六年级的男生开始把我叫做“校花”，这大约是生活中不多的亮点之一。胆大的男生不断以各种办法在我们班门口出现。起初，是零星的几个人在窗子旁边聚着，或者是好奇地张望，或者是隐讳地议论。很快，不时有搬着一大沓作业本的男生，在经过我们班门口准备上楼时硬生生地摔倒，身体随本子稀里哗啦地砸进教室。在确信这些残酷的表演是因为我而让班门口的楼道成为高危地带时，我就想，倘若我不在教室里，他们会多么失望啊！
有一次，一个男生在门口叫我的名字，说是少先大队召集宣传委员开会。我刚走出教室，他的脸刷地一下红到脖根。我抗议：“怎么不去办公室呢？”他的额头亮晶晶，告诉我：“我们在打赌，我告诉他们我认识校花。”他甚至连谢谢都没说，只是把手一扬，就一阵风似的窜上楼。我抬头去看他指着的方向，在对面高一层的走道上，一大帮男生在很兴奋地叫和笑。阳光在我们那幢四合院式的教学大楼里张扬地跳跃，我倏地觉得激动，索性惬意地倚在楼道栏杆上，隔着一大片一大片的灿烂向他们招手。
旁白：郑莹莹告诉我，那一日的阳光，那一日六年级男生各色的笑，成为她小学混沌记忆里很煊赫的回忆。从那时候起，她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自己：没错，我是校花。
初中生活要快乐得多。当高挑出众不再招来惶恐和嫉妒时，我自然很快成为学校里的风景。越来越多的男生开始主动接近我，而不是像六年级的男生那样扭扭捏捏。我的打篮球的爸爸妈妈很敏感。妈妈说你要做一个有高度的女生，爸爸则说要像你妈妈一样矜持。我不明白有高度的女生应该怎样，也不清楚妈妈曾经是怎样的矜持，但是我想，他们一定是希望我做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校花。我想我没有让他们失望。我继续拔高，很快就过了1米70，算是天天向上了吧；我拒绝了所有的追求，排除杂念，在理科的学习上也保持了校花应有的尊严。
初二的时候，在爸爸妈妈的安排下，我开始参加模特儿培训班，继而参加广州的各类模特儿大赛，有时候还飞北京去参加比赛。同学们很难看到我，一见我老远就打招呼：“回来啦？——咦，走路怎么怪怪的？”我便耐着性子解释：“一字步，猫步，知道吗？”男生们喜欢缠着我问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一次，他们说：“校花，最近得奖了吗？”我说进了“安安杯礼仪大赛”决赛，正作最后准备呢！男生就问：“什么是礼仪大赛？‘安安’是什么？”我笑了：“礼仪大赛就是选美呀，安安呀，是一种纸！”我怕他们打破沙锅问到底，于是忙不迭地跑开。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视上，同学们看我的眼光也就越发显出羡慕或是景仰的神气。走在校园里，很多给我写过情书的男生开始习惯远远地注视着我。他们敬而远之的微笑让我感到孤独，但是我渐渐明白：要做有高度的女生，必须付出代价。
旁白：《南方都市报》曾以“太平洋上美女如枪”为题报道过一次选美比赛，郑莹莹说当时是初三上学期，她请假参加了比赛。我问是否得了奖，她笑而不答，只是兴冲冲地捧出几大本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格外的鲜亮：扎堆的靓仔众星捧月似地围着一身黄色泳装的郑莹莹，美丽静谧的太平洋正折射出女人在16岁的年龄里独有的笑靥。
永远当配角是可耻的
采访对象：吴丽，广州人，某师范院校艺术系大四学生，经历了班花、系花、校花的成长历程。因为大学期间拍过相当多的广告，希望毕业后能继续在这个行当发展。
吴丽
吴丽反复强调，她能够从班花成长为校花，每一步都是自己奋斗来的。首先是系学生会竞选，她的才艺得到认可，一举成为系花；后来因为参加学校的“四星(歌星、舞星、笑星、演奏明星)大赛”，她凭借舞蹈《嫂子颂》彻底征服全校师生，谢幕时即有人高喊“校花吴丽，无限魅力”，从此成为红人。
大二，在系学生会担任外联部部长以后，往校外跑的次数就多起来。虽然美其名曰外联部，其实主要的任务就是出去拉钱。比如系里组织足球联赛，或者是大型的辩论赛，我就代表学生会去找一些企业拉冠名赞助；或者是系学生会的头头脑脑想搞创收、弄点灰色收入，我也亲自出马，请来一些书商在学校的五舍广场练摊。我们向学校借场地是免费的，但书商用了要给我们租钱，空手套白狼，我们系学生会总能赚到一些。当时的系学生会主席经常在开会时夸我，说什么“有了外联部，诸位齐致富；有了吴校花，大家把财发”，算是对我的肯定吧。
美丽是上苍的眷顾，冥冥中的倾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我觉得幸运；美丽也容易遭来亵渎，这是人世之为人世的最大不幸，美丽者逃也逃不掉，必须面对。一年夏天，我为系女生艺术节去一家卫生巾厂拉赞助，在那里，我遇上了麻烦。厂子的副厂长要求我们系的所有女生都买一袋他们生产的卫生巾，说什么价钱比批发价还便宜。我觉着是无稽之谈，给你冠名，就是最好的宣传机会，市场的培植完全不应该急功近利。副厂长不满意，一脸的肥肉在颤抖中组合出很怪异的笑，他告诉我：“那就折衷一下。你答应用我们的卫生巾，再免费给我们拍则电视广告，成吗？”他直直地看我，突然隔了办公桌探过头来，含情脉脉地问我，“呵呵，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牌子呀？”我当时穿着裙子，感觉冷气一个劲地往身上钻。等到副厂长站起身向我靠过来时，我终于回过神来，下意识地喊了一句：“跑！”
旁白：吴丽说遭遇性骚扰的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哭了很久。第二天，她便辞去了系外联部部长一职。流氓副厂长伤害了她，也点醒了她。让美貌随时间流逝隐没在象牙塔里确实是最大的浪费，吴丽决定走出校门。她说：“这是反逻辑。”
我开始拍广告了。经过一位师兄的牵线，我进了一家顾问公司，成为签约广告模特。公司负责向三教九流的广告摄制组推荐我，我赚到的钱分一部分给公司，大头自己得。
第一次拍的是一则胃药广告，虽然不是女一号，薪酬也只有200块，但导演说了广告要在某卫视的黄金档播出，大家都会红，所以总有一番得意。到了广告出档的那一日，我约了几个好朋友围聚在寝室，一边吃着我买来的零食，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广告伊始，一时髦女郎极尽风骚地走在大街上，画外音响起：××胃药，效果就是好。我登时心如鹿撞——广告片子是剪辑组接的，各人自扫门前雪，所以我当时并未见着女一号——女一号这么烂，广告绝对不入流的了。果不其然，广告里，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富贵雍容的女郎在身前走过，眼中满是惶惑和惊异。导演为了突出药的功效，在我的脸上涂了一层暗淡的灰。最后，女郎忽然回眸一笑，我的病态形象立时消散，画外音响起：XX胃药，最美疗效。广告完了，没有人做声，朋友同学都很给面子，自顾自地吃花生、嚼口香糖；我嘭地一下换了频道，胡乱往嘴里塞了一大堆辣萝卜，咯嘣咯嘣地咬着。
后来接了一则绿茶的广告，男一号是周星星。我赶到片场时，哗，吓一跳，二十几个女生围着大帅哥，嚷着要签名，结果最后开机时间晚了半小时。根据广告导演要求，周星星坐在第一排女生正中间，后面再站上四排女生；人手一瓶绿茶，对着镜头手舞足蹈叫一句“绿茶还是XX好”，就算大功告成。我本来站在第二排的，一低头就看见周星星的脑窝儿——两个呀，难怪聪明——可是还没来得及得意，导演马上作了调动，把我和第四排中间的一个女生掉了个个儿。我噘着嘴，嘟囔了几下，导演瞅着了，教训我：“谁让人家像莫文蔚？”站在后边，我是怎么闹也闹不起来，还没开拍，我就把绿茶喝掉了一半，接着一不做二不休撕掉了瓶上的包装纸。导演始终没有注意到我的出格，这让我有些意外，也有些失落。片子很快在中央级频道播出来，镜头只给出周星星身后两排花枝招展的女生，我所在的第四排和我身后的第五排被剪得杳无踪迹。
旁白：吴丽正忙着温功课来补足尚未修够的学分。和一般的艺术生一样，吴丽对自己的美貌和智慧充满自信，相信只要坚持就会等到演主角的机会。她告诉我曾读过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其中介绍的一种男权主义观点说“女人仅不过是一个子宫而已”。吴丽说：“我一直想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并且可耻的。”
丰乳肥臀不是唯一
采访对象：刘可菲，广州人，47岁，某银行广东分行副行长，24岁就读北方一所大学的哲学系，从大二起被称为校花。丈夫张先生是高校教授，16岁的孩子正在读高一。
刘可菲
温文尔雅的刘可菲对自己的校花史有所保留。她的丈夫不停地给她打气：“哈哈，没关系啦！你如实说，算是给后生一点经验教训啦！”刘可菲终于表态：“那你一定要从正面来报道呀！”
我是在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读大学的，据说有很多高干子弟，所以感觉校风也非常开放。同系同学中，广东的一共8个，其中女生5个——物以稀为贵，那时候在北京的南方人不多，所以特别吃香，才过几个月，其他4个女生全都有男朋友了。我有些诧异，也有些不平，论长相、论年龄，我都有优势；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自己的缺点自己知道：我的胸脯太小了，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军用飞机场”，用现在港台的说法就是“微波炉”。当时胸罩的牌子少、数量少，款式更是可怜，加上我还在读书，稍微贵一点的，我也买不起。我成绩一直很好，但因为难言之隐一直得不到大家的重视，心里想当苦恼。
旁白：张先生憋了很久，终于笑出声来：“是吗？不会吧！”
大一下学期，出事了。在校门口，一个男生带着个女生，歇斯底里地笑，然后风也似的扑将过来。我没躲得及，倒地的时候，后脑勺不偏不倚磕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血汩汩地流下来。那个男生把我背到了医院，因为脑震荡和伤口发炎，我在医院里呆了两个月。孤独寂寞的日子里，我拼命读书，一方面打发时间，另一方面主要是检查自己的脑袋到底有没有留下后遗症。
我的脑袋没有留下后遗症，因为学过的单词我都记忆犹新；留下后遗症的是我的胸脯。住院期间作周检的时候，透过住院服的衣领口，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自己20多岁了还在发育并且发育得开始茁壮的乳房惊得不知所措。有时医生见我不配合检查，就敲醒我：“怎么了？”我把衣领整好，轻描淡写：“没事儿。”
出院时，大二生活开始了。系里的男生异口同声地叫我“校花”。我的感觉相当坏。一个女生，譬如我吧，本来是兰心蕙质、期待呵护的，却因为没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身姿而备受冷落；一个女生，又譬如我，因为医生滥用抗生素成就的丰乳而一举成名——这纯粹是对女人的嘲讽和打击啊。现在有一则广告说“做女人挺好”，我深恶痛绝，看久了心中也生出悲凉。
旁白：刘可菲向我推荐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我说这是一本老书了。刘可菲这时候就显出一副领导的样子，开导我：“要重视啊！你写校花，校花们可千万别作玩偶呀！”考虑到她用心良苦，我便实录下她的要求，希望中国的娜拉们多一些。
大学里我没谈过一次恋爱。大二以前是想谈，因为平胸的原因没有男朋友，大二以后是自知自持，所以也没有男朋友。大三时系主任要给我介绍男朋友，说校花的闲置是系里的最大浪费，又说男方是一个部长的公子，只要谈得来我毕业后留北京、进中央机构没任何问题。我婉拒了，那时都是80年代了，却还搞文革遗风，还要女人牺牲色相，真是让人痛心呀。
毕业后分到广州的银行工作，“校花”也就没人再叫了。
旁白：刘可菲的丈夫张先生在高校教授古代汉语。刘可菲将他的第一封情书保留至今：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是《乐府民歌》中的《上邪》，用小篆抄在白笺上，看来他们的爱情还是蛮古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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