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三天的广州性文化节在火热中登场，在哄抢中结束了，可是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带来的观念冲击波却依然在回荡。
潘绥铭教授在性文化节上作的专题报告中，给“一夜情”做了如下注解：首先，“一夜情”在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中，真正实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次，“一夜情”在自己与其他相关者的关系中，实行“我活，也让别人活”。因此才互不纠缠，也就是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并不去侵犯自己和对方的配偶、恋人、父母等人的权利。
第三，“一夜情”遵循爱情的定律，既做到了在过程中与特定时段中的“专一”，又不搞“从一而终”。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会在一生中多次结婚，次次专一而且多次离婚，次次合法。
第四，“一夜情”把性放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既不那么可怕又不那么宝贵，顺其自然而已。反过来看，那种鼓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传统道德并不完善(据《信息时报)11月8日)。
尽管在文后，潘绥铭教授也提了句——就像“一夜情”不是一坏全坏一样，“一夜情”也不可能是一好百好，“一夜情”肯定会带来害处——给前面的新论做了技术上的“渗水处理”，但我们还是依稀看到了对“一夜情”的肯定和嘉许：有格，清爽，高质，自然。
专家的肯定在许多安分守己想遵循传统道德伦理生活的人们看来，似乎难以想通，网上新闻留言后的议论纷纷，就印证了人们的这点困惑：一夜情真的那么有理吗？它有理了，我们怎么办啊？
困惑是有道理的。中国这些年的性解放性革命是很彻底的，从小学生恋爱到中学生流产大学生卖淫，到社会上各个阶层的纵性偷情甚至七八十岁老畜生奸淫幼女，再到电影电视报刊网络各种表现手段的卖弄，几乎中国的每个角落都被席卷了进去，潘教授用已进入“性化的巅峰”来描述是很精彩的。
而所谓性化，就是“生活和个人一切方面，都慢慢地跟性联系了起来”。当然潘教授提出的问题也是很击中要害的：在性的消费化中，我会去到何处？没有“性福”就不健康吗，就不是人吗？性能承载什么？能承载多少？
——没错，这正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想知道的。因为，尽管人们已经习惯社会的开放了，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愿风化自愿开放的，有很多都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里，或仅仅是被迫活在相对开放的氛围里而已。
——但是：偏偏这时候，他并没有给我们答案。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到网上搜搜，就会发现，对于类似的问题，没有答案并不是潘教授一个人的特色。对于搭建两性秩序，几乎就看不到有多少具建设性的、能够为人们认可和接受的健康又合理的新框架被提出来。倒是对于拆散婚姻、反对婚姻伦理或挑战道德等等，轻易就能找到无数种理论。
笔者不是学者，但笔者以为社会上的人毕竟是多元的，有人喜欢解放，可能就有人喜欢不解放——尽管最近安全套生产商杜蕾斯搞了个耸人听闻的调查，声称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达19.3人，但笔者相信，保守一点，忠贞一点始终还是有民间基础的——性课题的研究是不是也可以借鉴新闻传播中信息对称的原则，在强化性解放有理的同时，也告诉那些不喜欢解放的人，一个人或一桩婚姻如何面对性革命的冲击？给他们也找些理论上的支撑呢？
对已经开放到巅峰的中国人来说，再过分张扬性事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一夜情”即使不必遭到诅咒痛恨或者谴责，也不至于大加褒奖。因此，希望潘教授们以后在给前卫的人士提供破“旧”的理论支持时，也能给广大守旧的人士提供迎“新”的参考。每部分人群都不忽略，那该多好。(文/蓝艺、秋风、顾则徐、连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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