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琨说,“不是我们要刻意推什么品牌,这是市场的天然选择。无论在燕莎还是在新光天地,我们零售商想的只是让中国的消费者拿到世界一流的商品。”
到每一个城市去
一些奢侈品牌在全球的大秀,一个国家只选择一个城市,在中国,则几乎是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同时举行。严峻认为,“更大的趋势是,奢侈品零售店面已经向新发展起来的富裕城市蔓延。”
大城市不再是富裕的代名词。2009年,胡润百富在上海发布《2009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指出,中国52%的富人生活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二、三线城市居民对奢侈品的消费能力也越来越高。2007年后,奢侈品在中国发展最快的不是北京、上海,而是成都、哈尔滨、大连、重庆、西安、无锡、温州、宁波等二、三线城市。
与一线城市相比,二、三线城广告、人力、运营成本更低,同类比较更少,中产阶级群体稳定,利润空间也更高。而杰尼亚进入中国之初就没有忽略青岛,江诗丹顿也在宁波开设了旗舰店。欧米茄的旗舰店更是开往了鞍山。GUCCI的30家店面中,有20家在二、三线城市,他们认为,“在三至五年内,中国将形成全新的城市格局。”
“大城市市场的消费者已经很成熟,开始挑剔品牌风格与服务,对价格也更敏感,”庞琨说,“我们已经提供了与欧洲几乎零时差的商品,但因为高关税造成的价格差,一些客人到店里来就是看看价格和款式,然后选择国外或香港代购。”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很难统计有多少内地人选择海外购买奢侈品。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07年,中国出境旅游4095万人次,居亚洲第一位;2008年出境总人次数为4584.44万,比2007年增加11.9%。AC尼尔森的调查显示,中国出境游购物消费每年达30多亿美元,且有上升趋势。
LVMH旗下的DFS全球免税店经营众多奢侈品牌,在北京、上海设有办事处,但客户并不受地域限制。张朝阳从杰尼亚公司离开后,成为荷兰GASSAN钻石驻北京首席代表,“我们在内地暂时没有店铺,在荷兰的总部每年接待数量可观的中国游客,他们可能来自中国任何一个城市。”
中国:一步跨进奢侈的门
奢侈品是他们试图证明价值的工具。这些人喜欢购买,但更关注折扣。他们还没有富裕到毫不关注价钱。
2009年冬天,北京国贸地铁站。人流涌动中,一个年轻女孩挎着Gucci包匆匆坐上地铁。她的背后,是Gucci今年新挂出的巨幅时尚广告。
在中国,年轻女孩挎着Gucci或者LV包坐地铁,不再是罕见的事。穿梭在城市地铁里的上班族,已可以与棕榈泉豪宅里的富太太们拥有同一款奢侈手包。
这个冬天,或许是奢侈品与中国内地消费者最为贴近的一刻。
10月,毕马威《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追上潮流》报告显示,过去两年间,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熟悉度增加,认识的品牌平均达到60多个,北京和上海消费者认识品牌的数目分别是70.5个和73.3个。
与之对应的,是近年来奢侈品消费总额在中国暴涨。200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统计)仅为20亿美元;而至2009年11月,这个数字(据全球战略咨询公司贝恩统计)可望变成96亿美元。
而普华永道则更加乐观。他们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买家。
一个奢侈品消费的大国正在诞生。是谁,创造了这些消费数据,社会名流,杜拉拉们,还是大富豪?
洪晃,崇拜工艺与细节
社会名流,看起来是奢侈品理所当然的消费者。
洪晃,章含之的女儿,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12岁被外交部送往纽约学习,1984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瓦萨大学。现在,洪晃是《iLOOk 世界都市》《青春一族》《名牌世界乐》三本时尚杂志的出版人,并经常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出席各类时尚晚宴和社会活动。
她对经典奢侈品牌了如指掌,搭配套装的爱马仕丝巾,迪奥的马鞍包,香奈尔的口红,她甚至还能介绍优秀的设计师,比如蒂凡尼的西班牙设计师Elsa Peretti。
但她自己买的不多。洪晃最想拥有的一套衣服,是香奈尔的经典套装。她也关注每年路易威登发布的限量包。和所有女人一样,洪晃对高级珠宝着迷。“但你知道,它太昂贵了。但不买也可以欣赏,去享受它价值的一部分。”
“很多人觉得奢侈品是为了让人看,实际上不过是自己的享受。”洪晃觉得,一件奢侈品最重要的,是需要读懂它的工艺和意识。当她拿“那么薄的骨瓷碗吃饭”时,饭还是一个味儿,碗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但“你的姿态会不一样,感觉会不一样,包括你咬饭的嘴都会不一样”。奢侈品,就是将生活每一个细节品味到极致,用洪晃的语气说,“就是矫情。”
真正的奢侈品之道,在洪晃看来,就是“品味”的内涵。这种东西,可以感觉、触摸,但很难表达。比如,洪晃喜欢的福建肉松、精致旗袍和茉莉花,这都是外婆喜欢的东西。“品位一定和生活相关。我外婆很讲究。我们家的肉松,每次都找福建的一个师傅现做,外婆的旗袍没多少款式,但她非常清楚哪件是哪个裁缝做的,每一件的针脚都要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