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波族的升起

　　另一些人，则跳出了“富人-奢侈品”的思维逻辑，“布波族”(Bobos)就是例证。

　　2000年，美国专栏作家布鲁克斯写出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他们富裕却反对物质主义，用健康的法则而非道德的法则规范世俗欲望。遵循这些法则的人过着有纪律和自我节制的生活，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布波族只是扔掉了一部分物质炫耀，但至少，一种不以物质为重心的时尚已经进入了精英阶层。

　　中国的布波族来得晚一些。他们基本由名牌大学制造，如果不是哈佛大学沃顿商学院的MBA，也起码是国内名校的EMBA。他们用实用主义的观点看待享乐，但必须与大众消费严格区分，长期使用同一个品牌，以昭显独特的品位。他们也可能对珠宝历史熟稔于心，或迷恋北京老城的胡同小店。

　　Ben算是其一。他在上海拥有几千万的豪宅，在北京也买下了昂贵地段的房产，在西南还拥有一套度假房。他的手腕上，始终是一块海鸥手表，他的车也是老牌的国产红旗车。

　　拼命追赶的人穿金戴银时，早富起来的Ben们则在水果蔬菜。“他们充分认识自己之后，不需要通过外在的物质手段来证实自己的社会地位。”孙时进认为，“他们才不会在乎别人看不出他昂贵衣服的价格，也不介意舒适豪车是不是贴上了晃眼的LOGO。”

　　如果“圈子”不再以财富来划分——专访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

　　好的社会状态的一个特征是，社会中具有抵抗强权的力量，不管那强权是来自政治还是经济、商业、文化。

　　奢侈品消费在中国并不是舶来品。与此相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代表皇室荣耀的各种物品，无不精雕细刻并且因罕见而稀有昂贵。但奢侈品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品，则时间并不长。与有阶层差异的社会相比，如今的商业社会，浸染了多少奢侈品的属性？这种属性在现代具备什么样的特性？《中国新闻周刊》为此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郑也夫从事理论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和知识分子、消费主义问题研究多年。

　　奢侈品从来都有“区别性”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奢侈品在封建时期，就是贵族的把玩和自我享受，并非“区别性物品”，因为他们无须再度证明自己。当奢侈品成为商品之后，则有了划分阶层的含义。这也是一些人把中国奢侈品消费定位在“炫耀”的原因？

　　郑也夫：这么说不准确。皇族一直在以种种手段建立与他人的“区别性”，对某种颜色、器物的垄断，住房建制的硬性规定，等等。炫耀是全人类，乃至全体动物的本能。

　　社会主义革命在上个世纪初期兴起后，人类企图造就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自然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反映在消费和奢侈品上，这种区别依然存在，甚至因为垄断而更彻底，社会效益更差。在前苏联，有专供高干消费的“小白桦树”商店，中国也同样。其最坏的负作用，就是“VIP方式”不进入公众消费领域，所以公众消费领域的质量低下得一塌糊涂。文化革命期间，高干子弟先是穿上了军装，别人没有，这就是搞“区别性”，后来索性穿上了“将校呢”，赤裸裸地炫耀。不错，那时因为商品匮乏，炫耀的手段贫乏。但决不是说那时没有了奢侈品和炫耀。那个时代也有人去高级餐馆，莫斯科餐厅，人们叫“老莫”，那种炫耀的得意，甚至高过今天的大吃大喝。

　　今天，虽然中国人的炫耀甚嚣尘上，但如果认为只有当今的中国人炫耀，那实在是太肤浅了。只能说，中国某些富人的炫耀更张扬、露骨、粗俗、赤裸裸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正是这些富人们也在引领着奢侈品消费文化？

　　郑也夫：中国的富人有钱有闲，但不是精神文化的领袖。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今天的富人多是暴发户，并且有一些是在极不干净的环境中暴发的，他们摆阔、铺张、不会过艺术化的生活。

　　要这些富人身心变得和谐一些，需要制度来制约，更需要他们自身慢慢提升。这需要并不短暂的时间，很多人一生都无力完成。如果中国社会能在下一代人中完成这一转换，就是福音。文化的作用还在其次，首先需要的是政治经济层面的公正，这要靠制度来保证。也就是说，首先要杜绝官商勾结，杜绝巧取豪夺。在富人身上，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的前提，是对财富的正确的认识：财富不是一切，挣钱不是全部。钱挣到很多的时候，个人的角色就变了，成为社会财富的看守者，成为一个特殊游戏的参与者。如果中国能完成这一转变，将是社会的巨大提升。

　　雷同在人类社会是乏味的

　　中国新闻周刊：消费不仅是人们的追逐，也是商人努力的结果。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热情，看上去更多的是消费社会或者说商人引领力量的来临？

　　郑也夫：消费社会的第一推动因素当然是商人。但是，商人不是无中生有，只是很好地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在1972年，美国社会学家埃文就说，“在今天谁是意识的领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无冕之王；在今天西方世界中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而他的领袖就是商人。”

　　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吹捧，商人一定会成为话语权的垄断者。他们可以告诉你吃什么、穿什么、开什么车、住哪里，还能告诉你他们的商品有多少文化价值。他们一方面推动消费，另一方面营造消费为核心的人生观。造就了一个吃饱了饭就面临空虚的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人们的消费与以往大不相同，凭借工业和全球化，大多数人得以温饱，但生存压力反而更大，追求创新与刺激超过了享受细节，这或许是数千年来人类所没有过的生存方式？

　　郑也夫：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时尚，人们全在时尚的笼罩下生活。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追逐时尚，人们的生活也被时尚牵着鼻子走，买车、买房、穿衣戴帽，都是如此。人们难以逃脱其外，成了房奴，车奴，不跟着走，好像就成了“等外品”、三等公民。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生存方式对“人”本身提出了挑战？

　　郑也夫：如果说对“人”有挑战，就是价值观上要彻底改观。但实际上对“人”并没有挑战，人还是追求“牛逼”，追求区别，这种本能是抹不掉的，雷同在人类社会都是乏味的。一些富人圈子是物质时代的产物，社会的进步在于圈子将不再以财富来划分。圈子没有等级是不行的，没有等级就没有文明，水准不等如何交流？只是以后的各种圈子将不再以“物”来划分，不再是通过房子、车子、钱，而是通过人自身的品质，智能、体能、技艺等等，未来的等级也应该是智力上的、技能上的、段位上的。这将是全社会共进的产物，是社会结构与观念共振的结果，不是哪个“精英阶层”可以独自挺进和到达的。

　　中国新闻周刊：当“物”越来越难以填补人们内心，商品也必然走向非物质化？

　　郑也夫：此前的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全面解决温饱，在那样的社会中，物质是炫耀的利器。当温饱解决了，空虚是大问题，甚至空虚就是温饱的副产品，如果继续以物质来炫耀，其一自己的身体承受不起，其二因工业带来的巨大复制能力，别人可以迅速拉平和你在某种商品占有上的差距，人们出于无奈，只好在物质之外寻找炫耀手段。

　　手工可以排除空虚，不是买手工制品，而是自己搞手工。身和心的关系很大，身体忙碌起来，心里就不空虚了。祖先是这样的，我们也只好这样。因为我们的身心和祖先其实没有差距。人们必须身心和祖先处于同一状态才舒适。

　　商业的民主化我们远远没有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确实有一部分人推崇“新手工”的生活方式，这种回归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声音半个世纪不绝于耳，这样的回归恐怕也将经历数百年？

　　郑也夫：自制月饼、粽子、贺年卡，送给朋友要远比买来的商品恭敬、隆重。自己搞室内装修，既符合自己的要求，也可以实现自己创造潜能。在美国自己搞装修已经成为成年男性的游戏，美国已经兴起多年“Do It Yourself”，原因是耐人寻味的，回归手工的另一个本质原因，是对大规模生产不能造就“区别性”的厌倦。手工制品的个性当然突出，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我相信，手工制品和自制手工会回归得很快，因为后面有多重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消费还是文化，有更为广泛的人群共享这个成果才能是成功的。您认为这种商业意义上的民主化在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郑也夫：好的社会状态的一个特征是，社会中具有抵抗强权的力量，不管那强权是来自政治还是经济、商业、文化。其实商业的民主化我们远远没有完成，不过是以众多商人的格局代替了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计委决定一切的格局。真正的经济民主化和商业民主化是，劳工与企业家的均衡，消费者与厂商的均衡，是前者有了充分的发言权。我们现在是后者在支配前者，在支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