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nda感觉自己“被潮流赶着向前走”，一旦停下来，就会显得与这个繁华都市格格不入。在上海地铁，穿梭着精致衣着的“杜拉拉”们带着路易威登、香奈尔或是古驰，而北京五道口城铁站的安检机，则为女士们准备了塑料袋。一位安检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每天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她们担心安检机的履带弄脏了名牌包。”

　　Amanda开始想不清楚，“路易威登”算是经典还是随众？

　　洪晃说，“这是天然的困惑，杜拉拉们与奢侈品有着天然的矛盾。”

　　奢侈品的概念随时代变化。奢侈品对精致工艺有一种神圣化的追求，这种理想在欧洲从18世纪开始，二战以后逐渐破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手工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当机器时代来临，人的手工贬值，人们觉得机器比人做得好，针脚也密，产量也高。”

　　“杜拉拉”们伴随着工业时代与跨国公司而产生。他们与工艺没有联系，也没有感觉。这时候，他们消费的是创新。洪晃认为，“他不只是看这个手工有多好，重要的是看设计，一个新的款式。奢侈品的设计经典，但也随着生活形势而改变。以前女人的包都很小，现在的包越来越大，是因为女人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要放化妆品，甚至一个上网笔记本。”

　　这是众多奢侈品牌能够在新的环境下持续其魅力的原因。“尽管欣赏工艺不再被人们推崇，但它们确实更为贴切地进入了大众的生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奢侈品的大部分消费者是中产阶层，他们不必要都懂工艺，也买不起顶尖奢侈品，可能买个钱夹、一个包或一条丝巾。这些入门产品，满足了普通人想要体验奢侈的梦想。”

　　Amanda拥有的第一件奢侈品是一瓶No.5香水。她有时候甚至会略微有些骄傲地自嘲，“买不起豪宅，嫁不到精英。但是我能穿着NO.5香水入睡，就像玛丽莲·梦露一样。”

　　富豪的符号

　　不管中产对奢侈品有多么钟情，真正消费起奢侈品来，大手笔的始终还是富有的人。胡润“2009富豪消费价格指数”报告中说，中国内地的顶尖奢侈品消费群体中，资产在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有82.5万人，身价过亿的则有5.1万人。另一份《2009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则显示，豪华车、手表和珠宝等奢侈品，大部分都在富豪的消费名单上，而这些消费，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并不大。

　　“周围邻居不是开奔驰就是开宝马！你要是开一日本车，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这句曾经的电影台词，如今是大陆富豪的生活写照。但2009年新上映的某部电影却试图告诉大众，“开宝马奔驰那是暴发户，你得有点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奢侈品似乎与暴发户划上了等号。洪晃说，“至少存在一些有钱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样买东西，花起钱来简直让我目瞪口呆。”

　　这些让洪晃“目瞪口呆“的富豪，消费行为隐含在这些数据中：2005年上海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7000名大富豪创造了2亿元销售额，部分富豪当场决定购买；2008年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 1万多名来自京津唐、东北和山西等地的富豪参观， 60家国际顶级品牌参展，展出超过300件稀世珍品，其中超过1/3的展品为首次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亮相。为保持高端私密的风格，展会不向公众开放，仅面向受邀VIP。至于成交金额，则至今没有对外公布。

　　从这些神秘的消费行为中，可以毫无保留地划分出地位和等级。罗·福塞尔在《class(阶层)》一书中说，在西方，欧洲的皇室贵族血统成员是“看得见的顶级阶层”，而各个企业主是“高级阶层”。一般传统奢侈品牌，向来由皇室贵族首先进行引导消费，而“有产阶级”也会“以拥有奢侈品牌而虚荣”。

　　在中国，这种宽泛的“虚荣”被加倍放大。英国《经济学人》最近说，“日本人曾经被认为是最盲信的消费群体，而现在中国人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他们接受那些并不十分了解的知名品牌，并以自己的理解去消费它们。”